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从1977年起到去世，巴金在作协主席的位置上呆了28年。后期，他已无力言行，但依然下不来，大家还是固执地投票拥戴他。原因不仅仅是他写了《家》、《春》、《秋》、《寒夜》等作品，更为重要的是，他为人的品质已成为一种良知的象征。在《随想录》中，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人，他不附权势，讲真话，对每一位亲人、朋友，甚至一条小狗，都充满善良与真诚的情感，这一切深深打动了人们的心。

    在文坛上，巴金是教父级的人物，他的人格魅力和理想主义是作家们内心深处的一块净土。尽管市场经济已将文坛演化成喧嚣的大卖场，但也许因为巴金的存在，人们才不至于彻底堕落，认同作家就是商人的等式，心灵深处依然存着希望。因为人们知道，惟有良知，艺术才有存在的价值。

    说到良知，不由想起中国另一位教父级的人物——吴敬琏，他被称为“中国经济学家良心的象征。”

    吴敬琏和巴金不同的是，他总是不断刻意地制造惊世骇俗的轰动效应，将自己的良心溢于言表，扩大知名度。如果吴先生的追求仅仅停留在个人表现欲方面，倒也罢了。问题是，经济学家一旦成名，就有被收买豢养的价值。显然，吴敬琏已将自己卖了个好价钱。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于是，吴先生便以良知的名义，一次次出卖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其实，吴敬琏并不是一个人，他代表着左右市场经济发展思路的一大批大腕级的人物。而这些教父们，说穿了有的是某些利益阶层的代言人，还有的干脆就是有奶就是娘的投机者，谁给的钱多，为谁说话。

    娼妓一般的经济学家们，为每位付钱的客人，提供周到的服务。他们用自己精深的经济学理论，为所有荒谬的存在，都做出合理、权威的解释。被绕得头脑稀昏的平民百姓，失去了房子、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工作、失去了积攒多年的血汗钱……而这一切似乎都在情理之中，符合所谓发展的需要和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

    没有良知，就没有真正的公平。失却了良知的吴敬琏们，企图将市场引向公然掠夺、弱肉强食的屠宰场。平民百姓将在他们设计的一个个圈套中，被剥夺得一无所有。

    也许把巴金与吴敬琏们相提并论，是一种侮辱。但只有这样的比较，才能看清这些以良知的名义进行“布道”的教父们的嘴脸，以免广大群众盲目信奉跟从。否则，给抢劫了，竟还以为是光荣地给改革付了学费。
 
 
作者：李晓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