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敬  琏  小  传
（柳红）

吴敬琏，1930年1月24日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一个有着几代民族资本家传统的家庭。祖籍江苏武进（常州）。外曾祖父邓命辰早年在家乡奉节县从事采矿业和其他实业活动。1891年，即重庆开埠通商之年，“为挽回中国利源”，把他和另一位四川同乡在日本经营的森昌火柴厂迁回重庆，兴办了四川第一家现代工厂[1]。外祖父邓孝然是1909年建立的大型民办企业“川汉铁路公司”董事，他和胞兄邓孝可参加了1911-1912年引发辛亥革命的“保路运动”，邓孝可则是这场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父母亲（生父吴竹似，继父陈铭德，母亲邓季惺）1929年创立并经营的《新民报》，则以为中等阶层立言的政治态度和新颖活泼的文字版面深得读者喜爱，抗日战争胜利后成为一个在全国五个城市拥有八张报纸的报业公司，为现代中国留下了永远的民间回声[2]。

从先辈那里，吴敬琏秉承了爱国、强国的赤子之心；为人、处世的正直坦荡；学习、工作的勤勉认真以及求真、求实的不屈不挠。正象他缅怀母亲时说的：“母亲最重要的精神特征，是把自己对社会理念的执著追求同企业家的精明计算和勇敢创新结合在一起。这种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求实态度和顽强拼搏去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的性格特征，是最值得作为子女的我们学习和继承的宝贵财富”[3]。

少年吴敬琏曾经怀抱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理想，追随先人寻求中国富强之路。为此，他迷恋“数、理、化、生”课程，渴望中国能够创立自己的现代工业，抵御洋人的坚船利炮和货物倾销，实现国家的富强太平。但是先辈们谋求国家富强和个人幸福的道路何其艰难曲折，令人沮丧。曾外祖父曾经一度拥有每年30-40万两白银的销售收入和大量盈利的火柴公司，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洋货倾销的狂潮中倒闭了。外祖父也在他兴办的种种实业屡遭失败后，赍志而殁。特别是，吴敬琏亲眼目睹了父母如何苦心经营《新民报》，它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在旧的社会制度下备受官僚资本的排挤，步履维艰。由于《新民报》的政治倾向，报社一再遭受迫害，直至发生1947年上海《新民报》晚刊和南京《新民报》日晚刊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事件。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国内政治环境，使青年吴敬琏在“和平民主新阶段”中实现科学和实业救国的幻想彻底破灭了。他意识到，科学和实业的发展受制于社会制度和政治格局。便越来越倾向于进步思想，想寻找一条新的救国道路。因为中国的振兴，在官僚资本主义，即“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实现的，经过几年的读书思索，吴敬琏成长为一个积极参与爱国民主运动的“前进分子”，他完全接受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所阐明的道理，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达到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成为他坚信不疑的道路[4]。

当新中国诞生之时，吴敬琏怀着满心喜悦选择了经济学专业，决心投身于即将到来的经济建设高潮。从此，他踏上了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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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第62页。

[2] 蒋丽萍、林伟平：《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伉俪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3] 吴敬琏：“以企业家的姿态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纪念母亲”，见《何处寻求大智慧》，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77-390页。

[4] 参见吴敬琏:“中国的振兴有赖于市场取向的改革”，原载《我的经济观》第3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535-598页。

一、经济学研究道路上的上下求索

1950年春季，吴敬琏到他1948考取的南京金陵大学就读。在他的大学时代，除了第一年有一些和西方大学相同的“经济学原理”课程外，学的都是教员从人民大学的“苏联专家”那里学来的斯大林主义的教条汇编。那时中国经济学讲坛上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已经穷尽了经济学的真理，而西方的经济学说在19世纪中叶以后，就再没有科学性可言。列宁、特别是斯大林“在空地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囊括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切重要规律。吴敬琏的经济学学习生涯就是从这里起步的，对于他来说，大学生活所给予的较之具体的知识更为深刻的东西是对于社会主义的某种信念，特别是眼看着年轻的共和国经历了医治战争创伤的短短三年，就迎来了经济的蓬勃发展，他想，既然实现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已经使我们百孔千疮、灾祸纵横的祖国起死回生，当实现了它的最高纲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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