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吴敬琏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78年后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不久，全民“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他深信所学的理论：更加先进的生产关系，必然促使生产力更快更好地发展。作为日后在苏联经济改革中成为著名改革派经济学家的苏联专家A·毕尔曼的助手，他从事企业财务问题的研究。在从1956年开始的中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中，参加了全国体制调查和财税等体制改革的研究。实际工作使他发现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所描绘的图画有不小的差别。书上说，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由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作用，国民经济必然会无危机地高速度发展。但在实际生活中，生产时多时少，比例经常失调。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期间，就出现过两次大的波动。再比如，根据苏联理论，“政治和道义上的完全一致，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而在实际经济中，在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生产单位之间，以及各个生活集团之间却经常存在利益矛盾和冲突，有时矛盾冲突激化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既使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建成不久的这一时期，仿照苏联模式的经济管理体制就开始显露出根本性缺陷。适逢东欧各国经济学家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提出质疑。在中国，经济学家孙冶方等也尖锐抨击反映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自然经济论”，试图以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为基点来构造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上种种质疑之声和自己的切身体验，使吴敬琏从思想上对原本天经地义的苏联模式开始发生动摇，他赞同价值规律应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准备对企业财务体制、价格形成和税收制度等问题作出新的说明。但是，尚未待他的研究有什么具体的结果，“反右运动”和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浪潮席卷而来，他不得不怀着力求涤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革命派”所具有的“原罪”心情，努力说服自己：运用经济手段去管理经济，强调物质刺激和货币监督等原则，是一种资本主义或修正主义的危险思潮，在方向上根本错了，必须改弦易辙。在这一段时间里，吴敬琏在研究工作和学术思想形成上走过曲折的道路。除了虔诚地为求赎自己知识分子的“原罪”，主动地改造思想，他还发表过深受“左”的思想影响、在国内外反响较大的《社会主义的过渡性》等文章，特别使他平生愧疚不已的是参加了1964-1965年间“左”派理论家发动的对孙冶方“修正主义”的批判。残酷的现实和复杂而又莫名奇妙的政治运动使这位出身资产阶级家庭，又怀抱社会主义理想的青年经济学家内心充满了不可名状的矛盾。

接踵而至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无情地封杀了学者们的独立研究和自由声音。然而，在吴敬琏那里，经济体制问题一直萦怀于心。

起初，他也认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是，随着这一“大革命”的深入，从上到下的一批人倒行逆施变本加厉，社会现实的丑恶荒唐，经济形势的日益恶化，使他对这一切从内心里感到厌恶，对自己诚心参加的这场运动生出疑惑，从而陷入了对“文化大革命”中光怪陆离现象的社会基础和近几十年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历史根源的深深思索之中。出于热爱读书思考的天性、又逢在干校劳改队中与顾准结成的忘年之交。他开始了与顾准一起读书、探寻真知真理的思想之旅。顾准认为，要把中国的事情弄清楚，首先得学习世界文化史、经济史、政治史、宗教史，对整个人类历史作一番整理。然后回过头来分析中国的问题和探索人类的未来发展，就容易看得清楚。在吴敬琏的学海生涯中，特别难忘和珍惜的便是这一段在逆境中奇异的充满了酸楚和快乐的读书经历，他说：“顾准给了我非常重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导致了我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我后来的政治倾向、学术观点、治学态度以及为人处世无不浸润着他的教益。”[1]

1972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从河南干校回到北京以后，经济研究所工作和整个学部一样处在瘫痪状态。这时国内经济状况由于政府采取的极“左”政策变得非常糟糕，群众对“左”派的倒行逆施不满到了极点，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吴敬琏孜孜不倦地大量研读中外历史和哲学著作，思考长期以来积于心中的问题，逐渐地，他思想清晰了，开朗了。正是这种思想准备使得他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理论思想战线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中得以做出贡献。他热情饱满地大书特书，重新探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问题，写了一批尖锐揭露“左”的路线的“封建社会主义”和专制主义实质，强调发展商品经济、加强企业的独立性、为物质刺激和奖金制度翻案等方面的文章[2]。人们称吴敬琏“高产作家”[3]，其实许多思想酝酿已久。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年届半百的吴敬琏终于不负亡友顾准的期望，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贡献力量，致力于实现几代先人们梦寐以求的中国富强，他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必须加紧努力。

改革的风帆扬起来了，美好的社会图景展现在眼前，然而哪里是通向幸福彼岸的航船？中国政府和知识界人士一起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思想、理论、实践探索，吴敬琏也从此和中国的改革事业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二十年来，他写就一部部凝聚着智慧、激情、理性和心血，在每一个改革关口都十分有影响的理论著作；走遍大江南北，宣传市场经济的道理，为改革出谋划策。他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得到了广泛的承认。

那么，吴敬琏这样一个学习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出身，从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生活过来的人，是如何超越自我，博采众长，成为中国改革经济学的一位代表人物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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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吴敬琏：“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纪念顾准诞辰80周年”(1995年3月18日)，《何处寻求大智慧》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77-390页。

[2]  参见《吴敬琏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3] 那个时期的很多文章是与他在复旦大学的老同学、经济研究所的老同事、“文化大革命”中的难友周叔莲，以及复旦的老同学汪海波合作的。

二、换脑筋：从头学习经济学
 

    中国在1956年提出、1958年实施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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