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主要内容，是将企业管辖权和中央政府的其他计划权力下放给各级地方政府。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的主要内容，则是国有企业的 “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在放权和让利之后企业领导人和职工的积极性在短时期内的确有所提高，但是很快就出现了刺激效益衰减、职工报酬超支等消极后果，并导致了财政赤字猛增、通货膨胀加剧等宏观病症。问题的症结何在？刚刚获得机会施展才华的经济学家们又陷入了沉思。吴敬琏开始意识到仅仅依靠放松计划管理和用设立奖金、利润分成等手段加强物质刺激，是不可能全面改善经济的运行状况和提高经济效益的。1979-1980年期间，老一辈经济学家薛暮桥提出，国营企业单纯注重物质激励的强化（他称作“分配改革”），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主张把改革的重点从这种“分配方面”移到“流通改革”方面去，逐步取消行政定价制度，建立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他还在1980年夏为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明确指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商品经济。我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应当是按照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的指导下充分发展市场调节的作用[1]。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吴敬琏赞成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并且提出较“拨乱反正”时期[2]孤立的单项措施进一步的改革设想：（1）以公有制为主导，允许多种所有制存在；（2）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计划领导，但不对企业颁发计划指标；（3）国家把生产资料作价交给国有企业经营，企业具有相对独立性；（4）职工收入同企业经营状况直接联系等等[3]。
1980年初和1981年春，波兰改革派经济学家、当时在英国大学任教的W·布鲁斯和捷克1968年经济改革的主要领导人、当时流亡瑞士的O·锡克先后来中国讲学，带来了东欧改革经济学的新鲜思想和经验教训，特别是他们都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是由一系列互相联系的经济关系组成的整体，每种体制都有自己逻辑一贯的运行规则；经济体制改革既然是由一种经济系统到另一种经济系统的跃迁，零敲碎打的改革不但不利于实现这种变革，还会引起经济运行的混乱。东欧改革经济学家的讲学，对当时大体上仍然把经济改革看作一系列政策调整的中国经济学家造成了冲击，也吹来一阵春风。结合自己对于改革的思考，这时的吴敬琏对改革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朦胧中，他仿佛找到了中国“扩权”改革试验不成功的原因，开始萌芽了日后被称作“整体协调改革”的思想。
与此同时，吴敬琏从东欧经济学家较之自己清晰得多的分析中清楚地感觉到前者所具有的一种理论优势，即同西方世界有更多的接触，因而能够运用当时在西方方兴未艾的经济学分支—比较经济制度(现称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与概念，来分析各种改革问题。于是，他和刘国光、董辅礽、赵人伟等一道致力于在中国建立比较经济制度学科。然而在大量研读了包括布鲁斯、锡克在内的比较经济学名家的著作之后，他发现自己对于他们所给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问题的回答并不满意。比如，布鲁斯的“分权模式”或“含有管制下的市场的计划经济”（planned economy with regulated market）其实无法实现他所设想的将计划和市场的优点结合起来，保证社会主义经济既稳定又有效率地运行。
长期以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还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原因是对经济制度本身没有恰当的理解，故而从表象出发，反而乱上加乱。这时，吴敬琏清楚地意识到首先亟需从根本上明确：经济体制的功能是什么？衡量经济体制优劣的标准是什么？经济系统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有效运转？选择或设计经济体制应当遵循哪些原则？
他把目光投向了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他要出国求学。
1983年1月，吴敬琏去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和社会政策研究所（ISPS）从事客座研究，研究东欧国家改革的历史和现状，时年53岁。在那里，他以极大的毅力重新学习现代经济学。对现代经济学文献涉猎越多，就愈加认识到以往对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偏见多么谬误可笑。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本无东西之分。而且从马克思写出《资本论》到现在，已经经历了新古典革命和凯恩斯主义革命两次重大突破，我们在与世界学术界隔绝的情况下，对此知之甚少，却妄自尊大，以鄙夷的眼光看待现代经济学。他认识到，应当取人所长，补己之短，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研究工作的水平。为此，除了研究比较经济学外，他不仅参加研究生的课堂讨论，还去旁听大学生的课程，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进行了认真的补课。这样的一番工夫，使他更新了知识结构，丰富了经济分析的方法和手段，从此，把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放到更为坚实的理论经济学的基础之上。
与此同时，他带来的问题，也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了解答：
第一，关于经济体制的基本功能和衡量经济体制优劣的标准。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而生产问题的症结，又是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为了在社会范围内配置资源，就要作出一定的制度安排，设定一定的竞技规则。因此，经济体制的首要功能在于有效地配置资源。而衡量经济体制的标准是它们是否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
第二，关于资源配置方式或经济体制的基本类型。
有两种基本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一是以行政手段为基础，被称作“计划经济”或“命令经济”；二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被称作“货币经济”或“市场经济”。计划经济能有效运转的前提是：(1)中央计划机关对全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包括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状况、技术可行性、需求结构等拥有全部信息；(2)全社会利益一体化，不存在相互分离的利益主体和不同的价值判断。从信息结构来看，在现代社会中，为及时取得保证经济系统畅通运作所必需的全部信息，其成本几乎是无限大；而从激励机制来看，要想克服由于每一个经济活动当事人的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不同所造成的扭曲和偏离，其交易成本也是极大的。结论是，计划经济之缺乏效率，是同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的本质紧密联系的。而在市场经济下，由市场竞争形成的各种资源的相对价格是一种全息参数。它们承载了各种资源相对于全社会千百万种其他资源的稀缺程度的信息，社会个别成员通过商品中的相对价格掌握关键信息，就能够作出正确的决策，因而可以大大降低信息成本。同时市场活动的每一个参加者都既受到竞争约束，又受到产权约束，因而可以大大降低监督成本。因此，市场经济是一种能够节约交易费用，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
中国有四十不学艺的古语，而吴敬琏以年过半百之身，远渡重洋，艰苦求学，可敬可喜，也可叹可悲。敬则敬其高远志向，喜则喜其丰硕成果，叹则叹其精神毅力，悲则悲其被断送的大好年华。吴敬琏没有时间考虑个人得失恩怨，为了这一天，他和全中国人民已经等得太久了。加倍努力地工作，忘我地工作是他的唯一心愿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