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柳红

“知我者谓我心忧”，在当年的坚持已成为今天的现实后，年近80岁的吴敬琏仍以知识分子的坚守进行反思。他呼吁政治改革要和经济改革同时推进，要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制度平台。

1991年12月,经济学家吴敬琏的《论竞争性的市场体制》终于出版。之前气候之冷，连“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说法，也被批评为“用改革取代、否定革命”。

然而，书刚出版一个月，邓小平就在南方刮起了春风。《论竞争性的市场体制》脱销，开机第二次印刷。1992年该书获国家图书奖。

同年中共十四大宣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吴市场”，终于由贬词变成了美誉。

1989年6月政治风波之后，对计划和市场的不同看法变成了“姓社姓资”的问题。1990年的中国，改革搁浅。

1990年7月5日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江泽民召开经济问题座谈会，参会的有薛暮桥、刘国光、苏星、桂世镛、吴树青、有林、袁木、许毅、吴敬琏等十多人。李鹏和乔石在座。有人打头炮，认为改革有方向性错误，应该是计划取向，但是搞了市场取向，所以出了问题。吴敬琏则说：“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对和改革‘急于求成’，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够坚决，不够彻底。‘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口号不妥当，应该明确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有人几次打断吴敬琏说，“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是中央已经确定了的提法，只能讨论怎么结合，不能讨论这个提法本身。

主张“计划取向”者强调社会主义只能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市场调节只应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起辅助作用。吴敬琏和薛暮桥、刘国光则强调必须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维护市场取向；“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口号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大后退，应当恢复原来的提法。

双方在总书记面前争得面红耳赤。

座谈会后几天，一位老朋友告诉吴敬琏，有人说目前北京经济学界有三个代表人物：“有计划（指有林）”、“吴市场（指吴敬琏）”、“杨承包（指杨培新）”。“吴市场”包含贬意，是说他“与中央不保持一致”。还有一种流传是说，吴市场取无市场谐音。

吴敬琏将两次会上讲话，写成《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一文。针对对方把问题归结为另一方主张搞“纯粹的市场经济”，他的答辩是：“事实上，所谓‘纯粹的市场经济’是根本不存在的。现代经济学早已观察到了市场失灵的现象，现代市场经济无例外地是有宏观管理、政府干预或行政指导的市场经济，以市场资源配置方式为基础，同时引入政府等公共机构，通过计划和政策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

在当年的大胆预言早已成为现实的今天，吴敬琏却在进行反思。二十年前，吴敬琏以为只要建立了市场经济就能够经济昌盛、人民幸福。然而，公法不彰、社会失范、腐败蔓延的现实，促使他思考改革的前途。1998年，他发出了避免滑入权贵资本主义泥坑的警言；从2000年起，大力呼吁建立好的市场经济，也就是建立在公正、透明的游戏规则之上的法治的市场经济。

在他看来，今天的诸多社会问题，还是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到位。近十年，吴敬琏越来越多地表达他的忧虑。一方面，在转型期握有特权的既得利益者阻碍和扭曲改革，腐败盛行，“权贵资本主义”日见成势；另一方面，旧体制的维护者利用这种情势影响大众，全面否定市场化改革。吴敬琏担心这两种力量相互为用，逆转改革方向。他呼吁政治改革要和经济改革同时推进，尤其是执政方式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不仅要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使市场机制有可能发挥基础性作用，而且要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制度平台。

如今，年近80岁的吴敬琏依然纯粹而执著地坚守经济学家和知识分子的职责，忘我工作，正可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作者为吴敬琏长期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