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管从空来。万井九衢皆仰望，彩云白鹤方徘
徊。
韦应物的“放荡”生活其实是一种较少拘束的人生，只有盛唐强大的国力和开放的政治才会给她的子民们以诗意地表现自我的机会与空间。“当唐诗上升到它的高潮，一切就都表现为开朗的、解放的，唐人的生活实是以少年人的心情作为它的骨干。”韦应物现存诗歌约五百六十余首，其中那些追忆少年豪纵生活、讴歌太平盛世的作品，一方面透露出诗人雄放不羁的豪迈个性，同时亦显然带有明朗刚健的盛唐余韵，如前举《逢杨开府》、《骊山行》，其他如《燕李录事》、《温泉行》等。在韦应物的某些送行寄赠作品中，往往也洋溢着昂扬的意气和建功立业的慷慨激越之情，试举例如下：
寇贼起东山，英俊方未闲。闻君新应募，籍
籍动京关。出身文翰场，高步不可攀。青袍未
及解，白羽插腰间。昔为琼树枝，今有风霜颜。
秋郊细柳道，走马一夕还。丈夫当为国，破敌如
摧山。何必事州府，坐使鬓毛斑。
礼乐儒家子，英豪燕赵风。驱鸡尝理邑，走
马却从戎。白刃千夫辟，黄金四海同。嫖姚恩
顾下，诸将指挥中。别路怜芳草，归心伴塞鸿。
邺城新骑满，魏帝旧台空。望阙应怀恋，遭时贵
立功。万方如已静，何处欲输忠。
可以说，通过诗歌表达建功立业的昂扬斗志和开朗意气普遍存在于盛唐文士的各类作品中，这是特定时代的产物，韦应物也属于这意气风发中的一员。韦氏这类立意鲜明，风骨俊朗，昂扬雄浑的诗作是明显的盛唐诗，从诗人的创作心态到诗歌的承载内容及表现形式，都是盛唐的气度，因而表现出来的也是盛唐的气象。如果把唐代诗歌创作比作连绵的群山，盛唐时期无疑是充满无限风光的巅峰，韦应物也是这无限风光的创造者。
二、兴讽、治道之作——上承盛唐现实主义诗歌传统
从755年(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至785年(德宗贞元元年)，乱离吞噬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岁月。安史之乱后，当年的“里中横”失去了靠山，变成了“憔悴被人欺”(《逢杨开府》)的可怜虫，剧烈的反差使他从昏昏噩噩的精神状态中惊醒，转而折节读书，获得了个人精神上的新生。置身中唐的愁云惨雾之中，韦应物惑于现状之凄凉，时生挂冠之念，但他并没有让自己的主体精神消沉、颓唐，而是秉承盛唐文人关注民生、心系天下的主流思绪，以满 腔的热情和积极的投入去践诺自己的梦想。悉心体味大历诗坛诸诗人及其作品，能非常直观地感受到，韦应物并不属于那个圈子，他是一个卓异的特立，独步当时。在国家危难之时，韦应物毅然决然奔赴洛阳，就任洛阳县丞。在任期间，韦应物克尽厥职，对东都的恢复作了很大的努力。面对劫后残败不堪的洛阳城，他“周览思自奋”(《同德寺阁集眺》)，“坐感理乱迹，永怀经济言”，终于使“膏腴满榛芜，比屋空毁垣”(《登高望洛城作》)的东都渐渐恢复了生机。
韦应物有过侍卫皇帝的亲身经历，有过华靡奢侈的生命岁月，因此在大乱过后，目睹了民生艰虞，诗人开始对“欢娱已极人事变”(《骊山行》)的现实进行反思。在《金谷园歌》、《长安道》、《贵游行》等诗作中，他严厉斥责统治者的淫糜生活，以《金谷园歌》为例：
当时豪右争骄侈，锦为步障四十里。东风
吹花雪满川，紫气凝阁朝景妍。洛阳陌上人回
首，丝竹飘飖入青天。晋武平吴恣欢燕，余风靡
靡朝廷变。……祸端一发埋恨长，百草无情春
自绿。
诗中字里行间无不充满着对当时统治者的有力讽刺与深刻揭露。尽管韦应物还缺乏前贤李杜、高岑甚至王孟那样高华雄浑、恢宏壮阔的大作，这部分是由于客观上已经不具备那种环境，但注目于那些反映现实、揭露矛盾、干预生活的诗作，却无疑是在盛唐文化心理影响下，诗人人世热情和济世思想的强烈再现。《鸢夺巢》一诗托讽深远，并将批判的锋芒直指最高统治者：
野鹊野鹊巢林梢，鸱鸢恃力夺鹊巢。吞鹊
之肝啄鹊脑，窃食偷居还自保。凤凰五色百鸟
尊，知鸢为害何不言。霜鹯野鹞得残肉，同啄膻
腥不肯逐。可怜百鸟纷纵横，虽有深林何处
宿。
反思历史以警醒人事，尽管韦应物以诗作讽可能于事无补，但在儒家入世热情和济世理想的影响下，这些以乐府旧题和七言歌行体写作的作品，反映面却很广，对上层统治者及贪官污吏揭露深刻，鞭挞有力，表现出诗人对国家衰败政局的深深忧虑和思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诗人这些作品的写作完全是以一副盛唐士人积极进取的心理完成的，也就是说，诗人心中一直以兴复盛世为己任。这种潜意识中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心态与诗人无限眷恋开元、天宝盛世的怀旧思潮是合拍的。客观上来讲，这既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安史之乱后士大夫悲哀心理的写照。白居易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