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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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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绩是继承了陶诗这一嫡系真传。”
五六十年代 五六十年代，学界对王绩诗歌的研究有所深入。如林庚把王绩的诗歌放到汉唐文学的 演变过程中来考察，他认为王绩的《野望》诗“摆脱了六朝以来贵族化的华靡和雕饰，创造出一种非常朴素的诗歌语言。正是这种朴素语言的洗炼，产生了全然不同于六朝长律的五言律。从汉的统一到唐的统一，在文学史上正是反映为从赋的时代走向了诗的时代。而初唐则是这一演变的加速过程。赋原带着有浓厚的宫廷习气，这首诗完全摆脱了赋体，正标志着诗赋消长这一鲜明的历史转变。”王士菁的《唐代诗歌》认为王绩的某些小诗，如《秋夜喜遇王处士》、《夜还东溪》“和当时流行的贵族诗人的‘应制诗’比较起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这和约莫在一世纪以后出现的，盛唐的某些诗人的清新质朴的抒情小诗倒是比较相近的。此外，他的《古意》这一类咏怀诗，也给予了后一些时期出现的诗人陈子昂和更后的张九龄一些影响。”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则认为王绩的《野望》、《秋夜喜遇王处士》“这两首诗不仅生动地写出田园景色和他的闲适生活，而且在风格上也是唐诗中最早摆脱齐梁浮艳气息的近体诗。他的《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一诗，在一连串的问话里，也洋溢着一种关怀家园的殷切心情。无论从思想或艺术来说，他都是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先驱人物。”这个论点一经提出，就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一直到现在还为人们所首肯。
五六十年代产生的最重要的王绩研究成果，无疑是马茂元的《关于王绩──唐诗札记之一》，文章指出，“在崇尚齐梁、堆花丽叶的初唐诗风里，能够以朴质清新独标一格的当然应该首推王绩。过去的许多诗论家、和近现代的许多文学史家都强调这一点。为了要强调，因而在具体介绍评述这一作家时，往往就把他描绘成一个遗世独立的高人，好像和他所处的时代绝了缘似的。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吕才在‘东皋子后序’里有一段记载，正给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薛道衡曾见王绩少时所作‘登龙门忆禹赋’叹曰：‘今之庾信也！’......所谓‘今之庾信’那就是说他的作品高度的合乎时代的规格标准；他的艺术风格，和当时文坛的风尚是完全一致的。”“拿他的代表作之一的‘九月九日赠崔使君善为’来看（略），这些诗写得清新流利，风致绝佳。他固然纯用白描，不事藻饰。但仔细玩味一下，却仍然没有脱离齐梁人的格调。......王绩在诗歌创作的发展过程中之所以能够变华靡绮丽之风而倾向于朴素自然，这是由于它的现实生活遭遇所决定的。”“在诗歌创作上，王绩更多学习的是陶潜而不是阮籍。”
八十年代 到八十年代以后，由于五卷本王绩集的重现，人们获得了更多的研究材料，对王绩诗歌的认识也就较为深刻了。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韩理洲在其《王绩研究的问题及我见》一文中对王绩诗歌发展变化的轨迹作了新的探讨，他认为，王绩的诗风经历了一个“从绮丽轻靡到疏野淡朴”变化过程，而这种变化大体在其第一次归隐前后，此时王绩当三十五岁左右。文章又认为，转化原因有三：一、 王绩的生活道路决定了他必然挣脱齐梁文风的羁绊，谱写疏野淡朴之章，二、王绩在效法陶渊明的为人中，汲取了陶诗的艺术营养，促进了独特诗风的形成；三、王绩家传的文学思想，也是他扬弃绮丽轻靡，树立良好诗风的一个因素。
此后不久，学术界一下子出现了好几篇研究王绩诗歌艺术风格和成就文章，如韩理洲的《论王绩的诗》、张锡厚的《论王绩的诗文及其文学成就》、裴晋南、魏国春的《王绩诗风探源》、王祥的《略论王绩其人及其文学成就》及高光复的《略论王绩的“纵诞”及其诗的“平淡”》等，其中张锡厚的文章首先对以前人们对王绩诗歌内容评价过低的态度提出了商榷，他认为，王绩一生坎坷不平，或多或少地接触到一些平民生活，使他的诗歌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反映现实的内容，其思想性还是比较强的。王绩以酒为题材的诗作，不仅在于宣扬酒德，醉酒之余，还在“寄情”、“抒怀”，其次，以咏隐为题材的诗作，也不完全是为了宣扬洁身自好的人生哲学，往往还包含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通过咏隐，表现出诗人避俗而又满怀怨望的复杂心情。但是，王绩诗歌也有一些含有消极内容的篇什。
1986年，张锡厚又发表了《应当全面评价王绩的题酒咏隐诗》，文章据新发现的《王无功文集》五卷本，认为，王绩虽然确有不少歌赞隐逸和昏饮之作，但这些诗歌往往隐含着对现实的不满和仕途困踬的忧怨。
九十年代 到九十年代，人们对王绩诗歌的研究又更加深入了。1990年有两篇文章涉及到王绩的诗歌，即张明非的《论王绩的田园诗》和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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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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