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绩的田园生活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 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诗人在水边的高地上徘徊，举目四望。在薄薄的暮霭之中，层层的树林萧瑟着金黄色的秋，起伏的山峦映衬着落日的余晖，显得宁静而开阔；牧人驱赶着牛犊回向农舍，骑马的猎人带着战利品也回家来了。这是一幅令人忘情的田野晚景图。然而这样美好的景色并没有给诗人带来愉悦，有的是一层淡淡的愁绪。诗人一生无意功名，早就想往着陶渊明那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他辞了官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可说是如愿以偿了，这本是可喜可贺之事啊，却为什么会产生出这样一种茫然若失的愁绪？是了，大概是诗人刚刚丢了公务员的职位，长时期做惯了“大人”“相公”之类的人物，一回到乡下就什么都不是了，颇有些情何以堪的滋味吧？定是这一种失落感引起了诗人的郁郁寡欢吧？其实这种感觉许多人都曾有过，它只不过是人在角色转换的过程中，一时的“水土不服”罢了。就拿我们这代人来说吧，当了许多年的主人翁，有的还当过这个长那个员的，可是后来也是一下子什么都不是了。虽然当初的时候是一种吃不饱饿不死的情形，也不值得太留恋，但是当真的离开时就难免有一层淡淡的愁绪产生。曹孟德《短歌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这几句诗大约可以形容我们当时的心境罢。推已及人，那么诗人当时的心境就一定也是这样的了。虽然有短暂的“相顾不相识”的遗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心绪自会烟消云散。

　　果然，在不久之后，诗人的心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这已从诗人的另一首小诗中反映出来。“北场芸藿罢，东皋刈黍归。相逢秋月满，更值夜萤飞。”（《秋夜喜遇王处士》）白天参加一些并不繁重的劳动，尤如现在的退休老翁那样权作锻炼身体，带着一缕轻微的疲倦，有自酿的好酒，有可口的饭菜，诗人的心境怎能不产生微微的陶醉之情呢？更何况在一个秋月圆满的夜，那星星点点的萤火虫编织着流动的画图。在这样一个良辰美景的夜晚与同是乡居的朋友相逢，畅叙友情，谈诗论文，又怎能不让诗人乐在其中呢？

　　据资料记载，王绩性情旷达，嗜酒如命。唐武德八年（625），朝廷征召前朝官员，王绩以原官待诏门下省。按照门下省例，日给良酒三升。其弟王静问：“待诏快乐否？”回答说：“待诏俸禄低，又寂寞，只有良酒三升使人留恋。”侍中陈叔达闻之，由三升加到一斗，时人称为“斗酒学士”。贞观初，太乐署史焦革善酿酒，王绩自求任太乐丞。后因焦氏夫妇相继去世，无人供应好酒，于是弃官还乡。回到东皋后，他把焦革制酒的方法撰为《酒经》一卷；又收集杜康、仪狄等善于酿酒者的经验，写成《酒谱》一卷。在所居之东皋，为杜康建造祠庙，并把馈赠过美酒的焦革也供进庙中，尊之为师，撰《祭杜康新庙文》以记之。王绩因对现实不满，终于走上隐居之路，但有人以酒邀者，无不乐往。著有《醉乡记》、《五斗先生传》、《酒赋》、《独酌》、《醉后》等诗文。（据祁县县志办记载）从这些记载看，王绩好象并不是那种胸怀大志为国为民的道德高尚之士。他的走上隐居之路好象与不满现实有些对不上号。他一生嗜酒，在隋朝做官的时候就有过因嗜酒而废事的历史;到了唐朝更是不得了,甚至于在官场上的去留亦是以有否美酒而定，最后却因没有好酒供应而辞去了官职,这种率性而为的人格特征，确实也不适宜长期混迹于官场之中。

　　相传陶渊明先生的出仕曾怀有“大济苍生”的愿望，后经屡屡碰壁终于从失望到绝望，做了八十一天的彭泽令后，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就挂冠回乡过起了“躬耕自资”的生活。陶渊明的乡居生活过得十分艰苦，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陶渊明虽然写出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一传颂千古的名句,但是他的实际处境却是一点也不“悠然”，简直是糟得很。尽管如此，他没有再为经济上的原因而出仕，可见其志向的坚定。而王绩的辞官大抵是由于他的懒散，他在为人处世方面把阮籍稽康等人引以为同道，对仕途不感兴趣。他的经济资源远比陶渊明丰富得多多。他有田十六顷，奴婢数人，他和家人种粮食酿酒，还养家畜、采草药，完全可以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所以王绩的乡居生活其实是一种十分适意的田园生活，颇为令人向往。

　　王绩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除了写得一手好诗，还好弹琴，又精于占卜算卦，兼长射覆，但最大成就在于诗歌。有人这样评论，说六朝以来的诗歌象是珠光宝气的贵妇人，裹着浑身的绸缎，令人腻烦；而王绩的诗一反此风，尤如荆钗布裙的村姑，不施脂粉，给人的感觉是耳目一新。王绩的创作被认为是扭转了六朝的余风，于唐代诗歌的发展有较大的贡献。而《野望》和《秋夜喜遇王处士》这二首诗正是他的代表作，在唐代诗歌的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家有小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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