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隐逸中度过的’。从思想发展的概况来看，他仕隋仕唐，直至贞观初待诏不得重用的整个青年、中年时期，积极用世，渴望施展抱负的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时间比例方面来考察，还是从其思想发展变化的状况来分析，王绩的确是不应列入《隐逸传》的。”张锡厚的《王绩生平辨析及其思想新证》一文也根据新发现的五卷本认为王绩主要受到儒家学说的影响；道家思想虽然有时也很突出，但往往又表现出复杂、矛盾的现象。韩理洲在其《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会校《前言》中也认为，“王绩的思想是及其复杂的，儒、道、释、阴阳历数诸家的学说，都对他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儒、道两家‘入世’与‘出世’两种不同的人生观，随着隋、唐之际风云激荡的社会变革及个人仕途的顺逆，在他一生中消长起伏，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当天下承平，有机遇的可能时，他便牢记着‘当世孔子’──三兄王通的教诲，不坠儒业，‘思待诏’、‘觅封侯’，欲为风鹏云龙；当时局昏昧或仕途踬碍时，他又对儒家产生了怀疑和不满，转而从老、庄哲学思想中，寻找精神慰藉，清高自持，纵情山水，佯狂傲世，排遣怀才不遇、落魄失意的苦闷。因此，王绩绝非超凡脱俗的隐士，所谓‘言不冤时’、‘行不忤物’的‘乐天君子’云云，并不能概括其人。 “贾晋华的《王绩与魏晋风度》一文，则着重论述了王绩思想与阮籍、嵇康、陶潜等人的相通之处，文章认为，”王绩是在唐初‘逮承云雷后，欣逢天地初’（ 《薛记室收过庄见寻》）的清明时代定下退隐长策的，这个时代给他的印象是美好的，他曾一再在诗文中加以赞赏。因此，他的自然放旷较少对抗现实的悲剧因素，较多追求个性自由，实现个人价值的积极因素。他缺乏阮籍的深刻、陶潜的真淳。却有着一种阮、陶所缺乏的乐观明朗。“文章还认为，”当然，王绩也并未彻底忘怀社会事功，他的内心深处，偶尔也闪过失败的悲哀、孤独的忧愁“，”他的退隐和扮演魏晋名士角色，毕竟是不得已的下策“。这样的认识无疑是比较客观、辩证的。
　　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第三章论及王绩的思想，文章认为，王绩的简傲放达的风度”在北朝至唐初极其尊崇儒学，特别是讲究礼度的社会风尚中“”仍显得不合时宜“，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书中认为，王绩的简傲首先来自他在文化上的优越感，”王绩有庾信之才，而又出自北朝‘六代冠冕’，这种站在北朝文化顶峰上的优越感，自然就养成了他‘独步当时’的‘高情胜气。’“其简傲放达还出自他才高志大而疏懒迂阔的天性,也与王通门人集团复杂思想的影响有关。在与陶潜进行比较时，作者认为，”王绩看破世事和人生，似乎比陶、阮更接近老庄的本意。但因为缺乏深刻的思考和追求，在实际生活中却表现得相当世俗，与他对社会人事的彻底否定自相矛盾。“”尽管他在诗中也表白过忧世之情和济物之想，但他对现实的批判多半是因自己的虚浮纵诞，不适于时而反激出来的牢骚。“他的”归隐缺乏陶渊明那种对人生理想的积极追求“。
　　乔象钟、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册则认为，”王绩虽然崇奉老庄思想，并不陷于虚妄的神仙迷信“，”王绩从人生短暂，纵心而长往“的主旨出发，有时对释、老、儒的教言感到都是多余的”，“王绩有时从三教的教义中寻找符合自己思想的理论，使三教统一于他的随分而适的观点之中”，“在历史观上，王绩认为自三王五帝以来，‘咄咄建城市，倏忽观丘墟。明治若不足，昏暴常有余’。......王绩对人生及现实的态度是消极的，逃避的。”
　　杜晓勤的《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第六章“王绩诗歌与河汾文化精神”中也论及王绩的思想，该书首先探讨了王绩思想的地域文化渊源，认为，北朝后期直至隋唐之际山东旧士族士子经世致用、觅取功名的进取精神，是王绩“思待诏”、“觅奉侯”的人生抱负的重要文化根源。其次结合王绩一生三仕三隐的情况，进一步阐述了王绩心中一直未泯的济世情怀，一还其本来面目。在探讨王绩与魏晋风度之关系时，该书认为，由于王绩所接受的魏晋玄学经过北方学风乃至河汾文化的过滤，已非原汁原味，更由于王绩所处的时代亦与魏晋大异，所以王绩虽然仿效魏晋名士，却有他自己的理解和目的，也即是其进取意识、济世情怀得不到实现时的宣泄和沉思。

　　三、王绩诗歌研究

　　本世纪学界对王绩诗歌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肤浅到深入的过程，尤其是在五卷本发现以后出现了一次质的飞跃。
　　三四十年代　三四十年代出版的文学史、断代史、诗歌史以及一些有关唐代诗歌的研究著作中多多少少都涉及到王绩的诗歌，其中不乏玑珠之论。如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就认为王绩的诗的“意境也便是直袭之渊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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