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安石之“过”。执着与固执有时仅一步之差，王安石就是没把握好这一步的其中一人。他以大气魄、大手笔开始了国家的政治变革，但是却忽视了谋事在人，为了推行新法，他得罪了一批又一批人，包括恩师、朋友、下属，而他不懂得或不重视或不在乎去结成一种广泛的政治统一战线，不懂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以为只凭神宗的支持就可成就大业，他错了。历史证明，寡助者多失败，他也如此。王安石做了有点“过”了，全然不顾周围亲朋故旧的感受。这让我们产生一种浓郁的自相矛盾的心理感受，一方面这是每个人性格上难以避免的弱点，是我们生活的真实，时时伴随你、我、他的左右，就如晁错、岳飞、关羽、袁崇焕，使我们感到一种亲近的悲凉；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喜欢身边那些刻板的原则性太强的人。有时我们又想，在任何一个时代，是稳健地逐步改革，还是彻底地先进革命，真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二、生不逢时。能够洞察制度弊端，拿出匡时济世的办法，不避艰险身体力行，敢得罪权势不恤生死的，千年来寥寥几人，王安石没有生在一个大展宏图的时代，这是一个人的悲剧。而还应该补充一句，就是那个时代没有把握这个唯一图强的机会，让大宋的中兴曙光仅是昙花一现，这是一个社会的悲剧。
三、幸之不幸。宋哲宗即位后，保守派得势，王安石新法被废除殆尽，王安石不久也郁然病逝。与商鞅变法、晁错削藩相比，商鞅、晁错身死法立，以生命换来了新法的确立和承继，而王安石虽然幸运保住了性命，但自己的政治主张却难以伸张。与戊戌变法相比，六君子献出了生命的代价，但不久后历史进入了一个风起云涌的历史转折期，黄泉之下尚可慰藉。商鞅处在中国社会即将进入定型期的前夜，晁错则处在巩固期，戊戌变法的倡导者处在前一历史时期的结束和新的进代即将到来的时期，而王安石生在中国社会形态成熟的时候，那个时代或许对“变”有着一种天然的排斥。
幸运与不幸，历史好象已经注定，不因你、我、他以及每一个王安石而改变？
蹒跚学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