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二年七月，宋廷颁布“均输法”，均输是指朝廷调度各地贡品及其它产品的手段。王安石看到物资盲目集中到京城，有的造成积压，有的物资供应不足，他认为不能再这样放任物资流转，而应该控制商品和货币的流通量，调节市场价格。应该说王安石的优化流通领域的初衷是对的，但有识之士一眼就看到，王安石的变法是以利为先，不符合圣贤之道，人们不同意变法以敛钱为目的。实施新法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的弊病。奸吏将价低商品运到异地高价出售，谋取私利；巨贾与奸吏勾结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贡品改纳现钱，造成民怨沸腾；农产品、手工业品、矿产品无法正常流通，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均输法”就在朝野的反对声中告终。

　　熙宁二年九月，王安石制订颁布“青苗法”。他在担任地方官时，在自己治下地区实行此法时大受欢迎，因此，他有信心在全国推行。但结果却大大出乎人们预料。应该说青苗法肯定适合农民的需要，特别是在青黄不接时节，更能显示其救济与援助的功效。有钱的人家不需要这种援助，穷人需要，但必须以田里的青苗为信用担保。这样一来，风调雨顺时，大家自然都喜欢；而一旦出现天灾人祸，发放贷款的官府与使用贷款的农户双方，立即同时陷入恐慌之中。官府为了减轻自己的损失，唯有逼迫农民变卖家当，归还贷款本息。严重时需要卖房卖地，甚至卖儿卖女，导致农民流离失所，无人再敢贷款。只有官府旱涝保收。本是一件具有公德、充满善意的良策，通过下面的具体执行，变得面目全非，成了彻头彻尾的残害百姓之举。对王安石来说更加不幸的是，变法开始后不久，全国各地就连续数年旱、涝、蝗灾不断，使青苗法的实施雪上加霜。

　　熙宁二年十一月王安石颁布“农田水利法”，接下来又推出“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等“理财创收”的法令。

　　此时王安石想的不是如何让农民尽快富起来，而是想尽办法让国库的银子尽快多起来。他要做出成绩给年轻的新皇帝看一看。他犯了“职业经理人”的大忌，在基础管理没有做牢的条件下，推出如此多的法律法规，让上上下下的官员都难以招架。以急躁的心情想在短时间内树立“业绩”，可想而知，目标是难于实现的。王安石太自信了，他太相信自己改变世界的能力了，而低估了来自他周围的反对力量。甚至可以说王安石没有听来自民间的呻吟，忘记“与民同乐”，而只是孤芳自赏。与管仲“与俗同好恶，而令民心顺，国富而兵强”的成功改革相差越来越远。大史学家司马光认为“藏富于民”最重要，老百姓富了，国家自然安定，假如国库的银子多了，而民怨沸腾，必定造成穷兵黩武的结果，说得可谓一针见血。

　　不顾对社会环境的破坏，而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做法，在当今证明是行不通的，在那时也行不通。熙宁九年，王安石被神宗彻底罢免了实职，王安石前后在相位八年。但皇上没有忘记这位“心心相印”的改革者，神宗荣升王安石为“荆国公”的虚衔，以资对他变法的奖励。王安石以66岁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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