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被认为是仕途发达的最佳捷径。一般非进士高第者,则可望而不可及。王安石二十五岁即具备了入馆的资格,相当罕见,为人们所艳羡。王安石却上书辞谢。他宁愿到一个边远小县去做一个县令。于是,从二十二岁中第开始,直到四十六岁位居显宦推行变法为止,他多次拒绝朝廷授予高位之意,对入朝为官并快速升迁的诱惑毫无所动,熟视无睹,基本上都是留在做具体工作或地方官的任上,从县令一级级地干到太守。其间,在每一个地方,全部政绩斐然,行政才干之优,堪称能员。而且,在此期间,他建堤筑堰,改革学校,开办农民贷款法,也就是后来的青苗法的雏形,结果全部大获成功,使他深受百姓爱戴。成为具有崇高官声与民望的地方官。
这二十多年时间,是王安石最神秘、最神奇的时间。他谢绝一次朝廷的美意,就导致他的声望升高一次,一次次的谢绝,最后就使得甚至从皇帝开始,到京城里的士大夫,到朝堂上的文武百官们,无不渴望见识一下王安石的真面目。遂成为此人一生最大的谜团。
如果说他是为了沽名钓誉,这时间未免太长了些;如果说是韬光养晦,这份沉得住气的功夫真正罕见。有一种看法认为:当时,朝堂上群星荟萃,德高望重者济济一堂,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曾公亮、文彦博、富弼、韩琦等等一大批人,会使王安石黯然失色,因此,他索性躲到地方坐以待时。此种看法,显然低估了王安石耀眼的才华与独特坚定的性格。以一介地方官吏,他尚且能够使自己的灿烂文名流布于天下,令四方学子仰慕,哪里会害怕到京城一展身手?
但不管怎么说,此人相当自信,自信一旦时机来临,自己必可成就一番大事业。而且,事实上,他也在这二十年间,为自己今后的政治生涯打下了一个极为坚固的基础。这则是不需要怀疑的。
王安石与司马光曾相互倾慕
公元1060年,即宋仁宗嘉佑五年,王安石终于在千呼万唤之中,接受了朝廷任命的一个官职:出任三司度支判官。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职位,其职责所在是控制整个帝国的财政收支与漕运。我们已经知道,三司是帝国中央主管全国财政大权的最高机关,其最高首长三司使的地位仅稍稍低于宰相与枢密使,是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朝廷重臣。而判官的责权,则大体相当于主持该部日常工作的秘书长。
此时,范仲淹已经去世,老一代名公巨卿举凡在世者,如欧阳修、曾公亮等,对王安石均好评如潮。
当时,在各方面能够与王安石相抗衡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司马光。但是,司马光对王安石也是十分倾慕。或者毋宁说,二人是相互倾慕。
司马光比王安石大两岁,比王安石早四年考中进士,为进士甲科,当时只有十九岁多一点。在进士揭榜的闻喜宴上,别人都戴花,唯独他一人不戴;后来边上的人悄悄告诉他:天子所赐,不可不戴。他才勉强戴了一枝。司马光受人称道之处,还不在于他少年得中高第,而是在于,他是在已经受恩荫为官的情况下,再凭实力考出的前途。我们知道,古时官制,父祖为官时,朝廷会根据其官职,恩选不同人数的子孙直接做某个级别的官。这个情形,至今可能还有遗存。它和我们前些年所知道的“接班”——父母提前退休,子女进入父母单位工作还不太一样,今日肯定应该列入腐朽糟粕之属。
若论起成名时间,王安石就更加无法和司马光相比了。司马光砸缸救人的故事,流传了千百年,当时,实际上已经被载入各种史料之中,为时人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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