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三京也都是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10万户(70万人)以上的城市则由唐代的十几个增加到46个。与之对比,南宋末期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威尼斯,只有十万人口。有人估计宋朝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22%,甚至有人估计高达30%。与之对比,我们现代的城市人口比例到1984年才超过22%,1996年才超过30%。 ...华岳论坛
更有人估算,宋代的GDP占全球的50%,今天,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美国GDP也只占全球的30%。可见堂堂大宋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超级大国”。这个超级大国的首都,聚集着一个极为富有的阶级,“京师,天下富商大贾所聚”(《靖康纪闻》)。《续资治通鉴长编》则记得比较具体: ...华岳论坛
“国家承平岁久,兼并之家,徭役不及,坐取厚利。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
兼并使京城里拥银百万的富户“至多”,至于有十万两银子的,“比比皆是”。这个阶级的形成刺激了奢侈性消费的发达:
“大抵都人风俗奢侈,度量稍宽,凡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楪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即银近百两矣。虽一人独饮,碗遂亦用银盂之类。”
两人对饮就要花近百两银子,让人想起今天的“顺峰”、“天上人间”之类处所。《东京梦华录》描写当年的东京:
“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
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香车宝马、花街柳巷、按管调弦、新声巧笑、四海珍奇、寰区异味……无怪乎千年之后仍令文豪们神往。《清明上河图》被视为当时首都的实录,它描绘了七百七十多个人物,其中有船夫、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和尚、尼姑、道士、江湖郎中、算命先生、摊贩、车夫、轿夫、乞丐。不知我们那些据称是Communistparty员的文豪们希望以何种身份,回到那个千年前的首都? ...华岳论坛
史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在宋代出现飞跃,达到了顶峰,这是中国史坛上最流行的成说之一,被称为“宋代经济革命说”。清华大学的李伯重质疑这一学说,他考证史籍,认为在当时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农业并没有出现“革命”。如果此论成立,生产力低下的农村与奢华的城市间必然形成尖锐矛盾。 ...华岳论坛
宋代到底有无经济革命,有待学者们探讨。历史事实是,这个文明让一个被其视为“落后”的文明打垮了,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富庶”、“繁华”成了游牧民族洗劫、蹂躏的“鱼腩”。这个事实让笔者怀疑“经济革命”之说。论者每每将两宋与英国的工业革命相比,将兼并与“圈地运动”相比。工业革命发育出一个向外扩张、殖民的强势文明,而两宋呢?一个导致自己的社会成为别人“鱼腩”的政治经济趋势,即使被称为“革命”又有何价值? ...华岳论坛
两宋的兼并让精英阶级得以尽享繁华。排除范仲淹、王安石之类“拗相公”的聒噪,显然符合这个阶级大多数人的意愿。然而,他们没想到,能排除范仲淹、王安石的“干扰”,却没法排除女真人、蒙古人的征伐。金灭北宋,首都汴京城内“斗米三千,贫民饥饿,布满街巷,死者盈路”(《南烬纪闻录》)。整个首都经济圈“几千里无复鸡犬,井皆积尸、莫可饮”(庄季裕:《鸡肋编》卷上)。盛世转瞬间变成了国破家败人亡。 ...华岳论坛
结语:“一民之生重天下”
面对对新法的非议,神宗与三朝元老文彦博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续资治通鉴长编》)
“新法”的问题在于让士大夫“不悦”,至于老百姓的感觉,本无所谓。这江山是精英阶级的,不是老百姓的。这才是整个问题的要害。
平心而论,对中央集权的官僚机器而言,文彦博的价值标准并不离谱。然而作为被治理者的百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即使为了统治者自己的长远利益,也不能对百姓的处境漠然视之。于是就有了民本思想--以民为本,“君”对待“民”,要像资本家对待资本那样慎重。孟子说得透彻:“民为贵,社稷次,君为轻。”(《孟子•梁惠王上》)没有了资本,资本家就不成其为资本家;没有了民,君也就不成其为君。所以《尚书》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华岳论坛
然而,民既然不过是君的“本钱”,作为所有者,爱护与否就只是个人选择而已。梁武帝萧衍丢掉江山时说:“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夫何恨?”--糟踏掉自己的江山,老子乐意--那是何其潇洒。
至于构成“社稷”的精英们,在专制帝国中,他们更可能认为“民”只是君的“本”,未必能成为自己的“本”。要说自己的“本”,还是兼并一些田产更实在一些。所以宋代的士大夫“宦游而归,鲜不买田”(袁燮:《絮斋卷》)--当官敛钱、回乡买田,这已是正常现象。在兼并这个问题上,士大夫与“君”利益未必一致。于是我们看到了君与臣的博弈、体制与个体的博弈、中央与地方的博弈。 ...华岳论坛
在士大夫中,王安石显然是个异类,他在《兼并》一诗中说:“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与争秋毫?”已经渗入了感情因素,“民”在他心中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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