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二人已经先后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王安石第一次没有推辞便接受了此项任命;而司马光则是在皇帝下令不许推辞的情况下,接受了任命。
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状况不好,不是当务之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反对:“你所谓善于理财者,不过是巧立名目,在百姓头上增加捐税而已。”
王安石说:“不然。善于理财者,可以不增加捐税却使国库充盈。”
司马光大不以为然:“天下哪里有这个道理?天地所生的钱财万物,不在民,就在官。设法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比增加捐税还坏。这实际上就是当年桑弘羊之流蒙骗汉武帝的那套说辞。”
从后来发生的情况判断,皇帝很可能有过短暂的犹豫,但最终还是支持了王安石的变法主张。
公元1069年,即宋神宗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著名的熙宁变法开始了。
高处不胜寒。皇帝最清楚,国家在一派繁花似锦的景象后面,积贫积弱之势已成定局,且已经积重难返。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冗兵与冗官。太祖时期设计的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与科举、恩荫、荐举等选官制度结合起来以后,则演变出了大批量的冗官。据说,当时有官有职而没有差遣的人,占到了官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这也就是说,在帝国的所有官员中,有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属于冗官。资料显示,神宗皇帝登基之前,两万五千名帝国正式在编的官员,和———我们找不到准确数字,据估计在二三十万左右———的吏员,每年需要支出的俸禄,大约在一千二百万缗钱。
宋朝由于缺乏数目字管理,其国家财政收支状况相当混乱。北宋时期的国家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在六千三百万到六千八百万缗钱之间。官、兵两项,已经开支六千万缗;神宗皇帝时期的皇家开支大约为每年七百二十万缗。单单是这样几笔开支,已经导致入不敷出的财政赤字了。
二十岁的皇太子赵顼登基前后,帝国财政状况大抵如此。其积贫积弱之势已成定局,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神宗皇帝的确颇想有所作为。遗憾的是,他听到的那些劝告,特别是那些元老重臣们的劝告,经常令他感到失望和沮丧。比如,他向德高望重的富弼征询有关边防的事宜,这位当年曾经支持过范仲淹实行“庆历新政”的老宰相忠告他说:“陛下如果能够二十七年口不言兵,亦不重赏边功,则国家幸甚,天下幸甚。”这和皇帝的期望实在相去太远。年轻的皇帝怎么也无法理解,何以泱泱大国却要如此卑躬屈膝地面对契丹与党项人。特别是党项人的西夏小国,既小又穷,似乎根本没有资格成为一个国家,怎么居然也能够让大宋帝国颜面扫地,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应该说,很有可能这是皇帝迅速疏远这些老臣,转而去寻找更加志同道合的支持者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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