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岛的情调则是微微的酸涩,面对不可挽回的衰世,他顾影自怜,采取的是玩世的态度。孟郊为发议论而多用古体,重在炼意却不重音律,因此虽显得“格致高古,词意精确”(11)却免不了“沙涩而带芒刺感”的狠峭尖利;贾岛为做功课、写情调而“单做五律”,重在炼句却缺乏立意,因此虽显得精致深婉,“诚有警句。然视其全篇,意思殊馁”(12)。总之,孟、贾二人诗歌虽都有悲愁寒苦的思想内容,也呈现出清苦瘦硬的艺术风格,但其“寒”、其“瘦”却具有不同的内涵,呈现出不同风貌。如同闻一多对“王、杨、卢、骆”之间“同点恐怕还不如异点多”(13)的敏锐观察一样,他对“郊寒岛瘦”亦提出了迥异于传统而又令人信服的看法。同时,也如同闻一多将“四杰”分属两个集团而使唐诗在初唐阶段的演进轨迹更加明晰一样,他将孟、贾分为两派,也更有利于我们了解中晚唐诗人的创作心态尤其是“世纪末心态”的形成轨迹及其影响,这也许正是闻一多分论郊、岛的深意。

  如前所述,贾岛与韩孟、元白的创作倾向根本不同,简言之,韩孟、元白是儒家的创作思想,是前进的、抗争的态度;贾岛是庄禅的创作思想,是退缩的、休息的态度。而在贾岛的时代,后者的创作方法无疑更受欢迎。因为“初唐的华贵,盛唐的壮丽,以及最近十才子的秀媚,都已腻味了,而且容易引起一种幻灭感”,韩孟诗派的恶毒咒骂与元白诗派的悲伤泣诉似乎给他们指出了新的途径,但前者过于乖张激烈而后者过于哀怨冗长,都是让人耗费热情而“声嘶力竭”的,“在多年的热情与感伤中,他们的感情也疲乏了”,于是,在情趣的腻味之中,贾岛的清凉酸涩给了他们以“酣畅的满足”;在感情的疲乏之后,贾岛的恬淡自安又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休息场所,无须理性的思考和感情的损耗:

  让感情和思想都睡去,只感官张着眼睛往有清凉色调的地带涉猎去,“叩齿坐明月,颐望白云”,休息又体息。对了,惟有休息可以驱除疲惫,恢复气力,以便应付下一场的紧张。休息,这政治思想中的老方案,在文艺态度上可说是第一次被贾岛发现的。

  正如闻一多所指出的,贾岛之前,人们即使在政治上采取退隐休息的态度之后,也往往在文艺创作中或以愤世嫉俗来宣泄,或以幻想幻境来转移,或以理想王国来寄托,希冀从文艺创作中得到有效的补偿。以隐逸著称的山水田园诗人陶渊明孟浩然王维无不如是,更遑论其他积极入世的诗人了。而贾岛作为生当末世,空负文才屡试不第的寒士典型,几经人世坎坷,所谓“古境重经几度磨”(《黎阳寄姚合》)后,他已然是“世界此心疏”(《孟融逸人》),对世事由萦系于怀到漠然视之到彻底抛却,而将全身心投入到诗歌创作之中,从其“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可见其认真做诗的程度。然而他的写诗既非为社会的匡时济世,也非为个人的言志抒情,而是在狭窄的题材和阴黯的情调中“摩挲”着这“人生的半面”带给他的酣畅的满足感,哪怕是“春意留恋在严冬的边缘上”,“温馨与凄清揉和在一起”,这清凉而酸涩的口味是那样的亲切可人,他是真正把他的诗歌创作当作心灵休憩的宁静港湾了,既然是休息,就不必“向大自然追求真理,以出汗的态度,积极的精神作诗”,而是“享受自然,随意欣赏,写成诗句,娱己娱人”(14)。五言律诗也最适合“拈拾景物来烘托情调”,只要看看晚唐五律三千八百多首,占四期中最多,就可知道贾岛们又是如何样在精致的形式中来玩味着“竞驱名场,殚工韵律”⒂的创作快感。在这个理想的休息场所里,士人们既可以从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求得解脱,又可以在凡俗的尘世里保持节操,还可以在情趣的腻味之后得到调剂,一句话,可以在人生的挣扎与感情的疲乏之后得到释放和休息,它实在为那些既不愿沉沦堕落又无法精忠报国,既远离政治中心又想体现自己人生价值却又才力平平的“大众的诗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模式,这个模式真是垂范久远,尤其是在末世,无怪乎闻一多要感叹道:

  为什么几乎每个朝代的末叶都有回向贾岛的趋势?宋末的四灵,明末的钟谭,以至清末的同光派,都是如此。不宁唯是,即宋代江西诗派在中国诗史上所代表的新阶段,大部分不也是从贾岛那分遗产中得来的赢余吗?可见每个在动乱中毁灭的前夕都需要休息,也都要全部的接受贾岛,而在平时,也未尝不可以部分的接受他,作为一种调剂,贾岛毕竟不单是晚唐五代的贾岛,而是唐以后各时代共同的贾岛

  这种末世心态在贾岛诗中蔚为大观,“诚然过去的诗人也偶尔触及到,却没有如今这样大量的,彻底的被发掘过,花样层次也没有这样丰富”,所以贾岛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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