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孟郊，我于是想起所谓好诗的问题。孟郊的诗，自从苏轼以来，是不曾被人真诚的认为上品好诗的。站在苏轼立场上看孟郊，当然不顺眼。……苏轼可以拿他的标准抹杀孟郊，我们何尝不可以拿孟郊的标准否定苏轼呢？即令苏轼和苏轼的传统有先权占用“诗”字，好了，让苏轼去他的，带着他的诗去！我们不要诗了。我们只要生活，生活磨出来的力，象孟郊所给我们的。是“空螯”也好，是“蛰吻涩齿”或“如嚼木瓜，齿缺舌敝，不知味之所在”也好，我们还是要吃，因为那才可以磨练我们的力。

　　此乃1933年7月为减克家新诗集《烙印》所作序中一段，并非古典文学专论，对苏轼的评价也非学术定评，自然有其特定时代和环境的要求、认识和意义，但仍可反映出闻一多对生活与诗的关系的一贯主张，如果说，强调真生活、真感情是其“求真”原则的体现的话，那么，强调对现实批判力，生活磨练出来的力，未尝不可看作其“求善”原则的运用了。

　　除了“写实”与“敢骂”的主要特点之外，闻一多还注意到了孟郊诗中显示出来的宋诗的先兆，他从唐音和宋调转接的角度，论述了孟郊诗的创新之处。

　　一是写实炼意的诗境。闻一多指出：“古今中外诗境当不脱唐宋人所造的两种境界，前者是浪漫的，后者是写实的；唐人贵融情而宋人重炼意，所谓炼意，即诗人多谈哲理的作风。”他举孟诗《听蓝溪僧为元居士说维摩经》：“……空景忽开霁，雪化犹在衣。洗然水溪昼，寒物生光辉”云：“此写雪景，亦反映孟郊的心境，东坡等喜学此格。”又《访嵩阳道士不遇》句“日下鹤过时，人间空落影”云：“是双关语，宋诗格调发源于此，”又《桐庐山中赠李明府》句“千山不隐响，一叶动亦闻”云：“写极静境界妙极。”皆已具宋诗融理于境的特色。

　　一是上一下四的句法。杜甫已有“以文为诗”之举，韩、孟继之，其表现之一就是改变诗的组合结构和节奏而汲取散文句式，上一下四的句法即为代表。孟诗《怀南岳隐士》颔联云：“藏千寻瀑布，出十八高僧。”‘闻一多指出：“在句法上创上一下四格，打破前例，使晚唐和宋人享用无穷。黄山谷（庭坚）赞东坡有句云：‘公如大江楚，吞五湖三江。，即用此格。”这又是在寻求江西诗派最重视的句法源头了。为造成瘦硬拗峭之美，江西诗派亦常打破诗的自然节奏，而孟郊这种“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韩愈《荐士》）的硬语之力，正好成为这种语言取向之先导。黄庭坚即喜用此格，除上引诗外，《题竹石牧牛》中“石吾甚爱之”亦是。

　　一是丑中求美的手法。闻一多指出孟郊《怀南岳隐士》第二首颈联“枫梩榰酒瓮，鹤虱落琴床”云：“这又是向丑中求美的表现，后来成为宋诗的一种重要特色。”

　　这种丑中求美的手法乃中国艺术的最大特点之一，其实在《庄子》中即已存在。庄子认为美丑具有相对性，《齐物论》说：“厉与西施，恢恑忄矞怪，道通为一。”《山木》中则有“逆旅小子”以丑妾为贵，美妾为贱的寓言。由美的相对性进而发展为“臭腐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知北游》）的相互转化论。他也确实创造了一系列化丑为美的形象，如《人间世》中的支离疏，形体支离不全，却与丑木一样得“终其天年”；《德充符》中有鲁国的兀者（被刖足）王骀及另一兀者叔山无趾、卫国的哀骀它，都属“才全而德不形者”。哀骀它“丈夫与之处者，思而不能去也。妇人见之，请于父母曰：‘与为人妻，宁为夫子妾'者，十数而未止也。”原因在于“非爱其形也，爱使其形者也。”这种丑中求美的手法发展到中唐韩、孟等人，常将一些丑陋可憎不宜入诗的事物写得想落天外，生动有趣，如韩愈的《陆浑山火》、《苦寒》、《嘲鼾睡》等等，给人以极强烈的印象。孟郊亦早在建中元年所作的《往河阳宿峡陵寄李侍御》诗中即已表现出以丑怪求美的倾向，他的写景状物皆不以圆融为美，而颇见怪怪奇奇。但相对于韩愈的狠重怒张、神奇鬼怪、匪夷所思而言，孟郊的丑中求美更具枯好槁瘦劲、阴僻冷峭的特色，也更贴近日常生活。如《秋怀》之五：“病骨可剸物，酸呻亦成文。瘦攒如此枯，壮落随西曛”、之九：“冷露多瘁索，枯风晓吹嘘。秋深月清苦，虫老声粗疏”、之十三：“日中视餘疮，暗隙闻绳蝇。彼嗅一何酷，此味半点凝”、《吊卢殷》之九“久病床席尸，护丧童仆孱。故书穷鼠啮，狼藉一室间”《偷诗》“饿犬酢枯骨，自吃馋饥涎”、《戏赠无本》之一“瘦僧卧冰凌，嘲咏含金痍……有时踉跄行，人惊鹤阿师”、《京山行》“众虻聚病马，流血不得行”等等，日常生活中琐屑不雅的情事在他笔下得到较为广泛的关注，这自然与孟郊坚持以真生活真感受为诗，多抒其穷愁困苦有密切关系。恰恰是孟郊这种贴近日常生活的丑中求美的手法在宋人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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