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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本人所拟的“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定义，其讽喻诗固以义见长，却终乏感同身受之情；而孟郊一生穷愁潦倒，历尽酸辛，他的诗歌却是穷愁生活的实录。如《答友人赠炭：“青山白屋有仁人，赠炭价重双乌银。驱却坐上千重寒，烧出炉中一片春。吹霞弄日光不定，暖得曲身成直身。”欧阳修评之曰：“非其身备尝之，不能道此句也。”（《六一诗话》）极确。又如《秋怀》其二；“秋月颜色冰，老客志气单。冷露滴梦破，峭风梳骨寒。席上印病文，肠中转愁盘。疑虑无所凭，虚听多无端。梧桐枯峥嵘，声响如哀蝉。”写自己毕生奔波仕途的失意遭遇和晚境的穷愁困苦，极为凄凉哀怨。其他如“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借车》），“秋至老更贫，破屋无门扉。一片月落床，四壁风人衣”（《秋怀》）等等，皆为“身备尝之”之语。即使是代百姓立言的诗也因有亲身体验而写得格外动人，如他的《寒地百姓吟》写寒地百姓在冻馁难熬之际的反常心理：“寒者愿为蛾，烧死彼华膏。华膏隔仙罗，虚绕千万遭。到头落地死，踏地为游遨。游遨者谁子，君子为郁陶。”为取片刻温暖居然愿意变为扑火飞蛾，可见生不如死之惨痛！然更惨痛者是求死竟不能!将贫苦百姓生死两难的可悲命运写得如此人木三分，悱侧动人，试将之与韩愈《苦寒行》中对鸟雀受冻心理的描写作一比较：“啾啾窗间雀，所愿晷刻淹。不如弹射死，却得亲炮燖。”构思亦可谓新颖奇僻，却不如孟诗表现得那么悲愤，那么能引起人们共鸣，原因即在于寒地百姓的感受，孟郊亦曾身备尝之，就象杜甫那些出于颠沛流离的生活感受和自然流露的真实感情的诗歌一样，孟郊的诗也不是有计划地“做”出来的。曾讥笑孟郊为“寒虫号”的苏轼倒是说了几句实在话：“我憎孟郊诗，复作孟郊语。饥肠自鸣唤，空壁转饥鼠。诗从肺腑出，出则愁肺腑。”（《读孟郊诗二首》）正因为如此，闻一多对于唐代写实诗的发展提出他的看法：
孟郊是以毕生精力和亲身感受用诗向封建社会提出的血泪控诉，他动人的力量当然要超过那些代人哭丧式的纯客观描写，它是那么紧紧扣人心弦，即使让人读了感到不快，但谁也不能否认它展开的是一个充满不平而又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真实世界，使人读了想到自己该怎么办。所以，从中国诗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我认为最能结合自己生活实践继承发扬杜甫写实精神，为写实诗歌继续向前发展开出一条新路的，似乎应该是终生苦吟的孟东野，而不是知足保和的白乐天。
闻一多对白居易的评价或许偏低，但却强调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感情是诗歌创作的命脉，并以此作为判断诗人创作成就的标准，肯定了感情抒发之“真”要高于理性制约之“善”，也坚持了文学的本原在于情，而非“干政”之偏于“理”，正是他“求真”原则的体现。
然而孟郊的写实又不同于杜甫，因为他“敢骂”：
孟郊一变前人温柔敦厚的作风，以破口大骂为工，句多凄苦，使人读了不快，但他的快意处也在这里，颇有点象现代人读俄国杜斯妥也夫斯基的那种味道。
孟郊的敢骂仍源于他生活的穷苦，“惟其生计艰难，故入世最深，深情进发，形成他愤世骂俗的突出风格”。他咒骂世道不古：“因冻死得食，杀风仍不休。以兵为仁义，仁义生刀头。刀头仁义腥，君子不可求。波澜抽剑冰，相劈如仇雠。”（《寒溪九首》其六）他骂人心险恶：“今人表似人，兽心安可测。虽笑未必和，虽哭未必泣。面结口头交，肚里生荆棘。”（《择友》）或怨天尤人：“古若不置兵，天下无战争。古若不置名，道路无蹊欹倾。太行耸巍峨，是天产不平。黄河奔浊浪，是天生不清。”（《自叹》）或怒斥今古：“古詈舌不死，至今书云云。今人咏古书，善恶自宜分。秦火不爇舌，秦火空爇文。所以詈更生，至今横氤氲。”（《秋怀》）皆能对人情世态作大胆揭露和激烈抨击。“韩昌黎称他这种骂风叫‘不平则鸣'，可见他在继承杜甫的写实精神外，还加上了敢骂的特色，它不仅显示了时代的阴影，更加强了写实艺术的批判力量，这和后来苏轼鼓吹的‘每饭不忘君父'的杜甫精神显然是对立的”。
闻一多论证了孟郊诗敢骂的原因、特点和作用，它既不同于白居易出于改良社会之目的而作的理性分析，也不同于杜甫出于致君尧舜之目的而发的感叹劝告，而颇类于十八、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由愤懑不平而发泄、批判。闻一多对这种批判力量给予很高评价，他曾在鲁迅先生追悼会上说：“唐朝的韩愈跟现代的鲁迅都是除了文章以外还要顾及到国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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