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狠重怒张,孟郊的阴僻冷峭和李贺的畸异诡激,贾岛的以丑为美又有他的独特之处,那就是虽僻涩而平淡,虽然表面看来,似乎“他爱静、爱瘦、爱冷,也爱这些情调的象征——鹤、石、冰雪”,“他爱深夜过于黄昏,爱冬过于秋,他甚至爱贫,病,丑和恐怖”,但实际上,“他只觉得与它们臭味相投罢了。更谈不上好奇。他实在因为那些东西太不奇,太平易近人,才觉得他们可人,而喜欢常常注视它们”。虽然一方面他也受中唐诗坛好奇尚怪之风影响,“避千门万户之广衢,走羊肠鸟道之仄径,志在独开生面,遂成僻涩一体”(8);但另一方面在佛禅浸染的超然心态中,他将韩孟诗派的狂恣纵肆易之以凡近平淡,将他们那些主观想象中不可逼视的骇人之景写得历历目前,可以“端详它,摩挲它,仿佛一件失而复得的心爱的什物样”,所谓“奸穷变怪得,往往造平淡”(韩愈《送无本师归范阳》),这些迹近凡俗的生活中的丑就获得了艺术上不俗的美。贾岛这种以丑为美或化丑为美的审美意识既是对庄子以来尤其是韩孟诗派审美观的集中体现和发展,又是对韩孟诗派审美模式的突破。闻一多敏锐地把握住这一审美时尚的发展趋势和意义:

  真的,这整个人生的半面,犹如一日之中有夜,四时中有秋冬——为什么老被保留着不许窥探?

  闻一多之所以充分肯定贾岛对于“人生的半面”探索的价值,是与他自己的审美观察密切相关的。他特别强调艺术创造的美,反对过于写实的美,他认为:

  绝对的写实主义便是艺术的破产。‘自然的终点便是艺术的起点,,王尔德说法得很对。自然并不尽是美的。自然中有美的时候,是自然类似艺术的时候。(9)

  如果照搬自然便会失去美,也就不能称为真。真正的美应该是从实际生活中选择美的材料艺术加工,再将它与诗人自已的理想情操相结合并附之于美的形式。基于这样的认识,闻一多对以丑为美或化丑为美是肯定的,并在自己的创作中一以贯之。如他的新诗《死水》,是一首对黑暗社会充满怨毒诅咒的诗,但闻一多并不是将象征丑陋事物的臭水沟赤裸裸地呈现出来以致使人感觉不舒服,而是将其经过修饰搬进文学作品,全诗写得那么典丽繁缛,使之既真实反映了生活的丑,同时又具有艺术的美。我们不能据此批评闻一多是唯美主义者,因为对人生半面窥探的目的,化丑为美的最终目的,正如他在新诗《奇迹》里所宣称的那样:

  我要的是整个的,正面的美。(10)

  这与闻一多一贯坚持的以真、善、美的标准来评价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原则是一致的。

  我们还可注意到,在论析贾岛的诗风特征和审美趣味时,闻一多对整个中唐诗坛创作趋向作了宏观的描述,某些方面或有可商榷之处,如卢仝、刘叉是否属“插科打诨”之类,但将贾岛从韩孟、元白两大诗派中划出来,特别是将一贯并称的“郊寒岛瘦”划归两个集团,却是颇具识见的。“郊寒岛瘦”的确是寒士诗人的范式,但却是两个迥然不同的范式。

  首先是两人的生活时代不同,孟郊大贾岛28岁,前者主要生活在贞元至元和初的儒学复兴时代,后者主要活动于元和之后的社会衰落期。其次两人的主导思想也不同,孟郊奉行儒家用世哲学,虽也因命运偃蹇而亲近过庄禅,却始终未彻底离开儒家思想而转向;贾岛虽也有过强烈的用世之心,但骨子里却是释家人生观。由此造成两人创作倾向的根本区别。再从创作主张看,孟郊对诗歌功能、意义的看法基本上是功利主义的,他主张“文高追古昔”(《游韦七洞庭别业》),“下笔证兴亡,陈词备风骨”(《读张碧集》),这些与韩愈的崇儒复古,白居易的匡时济世的文学主张一拍即合,他有强烈的使命感,关注社会和现实,是属于“为责任做诗以自课”的一类;贾岛生活在唐王朝三大痼疾: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更加激剧的年代,任何济世的努力已成徒劳,在政治恐怖症和政治冷淡症的时代氛围中,士人普遍从对社会的关心退缩为对个人命运的关怀,因此贾岛为着出路和癖好全力以赴而做诗,是属于为功课、为情绪做诗的一类。这些都明显表现在两人诗歌题材、情调、体裁、风格诸方面。如孟郊多写人事、社会;贾岛则倾心于庄禅的自然境界。对于世态炎凉,孟郊的情感是怨愤的,面对黑暗现实,他愤世嫉俗,采取的是骂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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