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问题其实与第一个相关，还是一个士人出路的问题。“做五律即等于做功课”，这真是对贾岛诗歌体裁运用目的的最中肯的说明。当然，除了“做功课”这个最主要的目的之外，体裁本身所具特征也是贾岛为何多写五律的原因。与五古的便于议论，乐府的便于叙事相比，五律更便于写景、寓情，或者说更便于营造一种氛围，表达一种感官的感受，而这与贾岛的诗歌创作目的和诗歌风格情调也是密不可分的。

　　闻一多提出并回答的这两个问题，初看来似乎就是一般意义上的进身与科举之关系，但他却非泛泛而谈，而是就中晚唐这个特殊阶段寒士的人生之路与诗歌创作的关系，从创作背景到创作目的到选用体裁之间的前因后果都作了严谨的分析论证。

　　对第三个问题的解答应是本文的重点，贾岛“做诗为什么老是那一套阴霾、凛冽、峭硬的情调呢？”闻一多宗教文化、审美意识和世纪末心态等方面对此展开了他独有的历史文化研究，并得出了迥异于前人而又令人信服的结论。他将贾岛诗中这种阴冷峭硬的情调归结为“人生的半面”，是一种“属于人生背面的，消极的，与常情背道而驰的趣味”，是对“那荒凉得几乎狞恶的‘时代相”'的写真，总之，是对人生消极面、黑暗面、丑陋面的探索，它的特征是题材的狭小精致和情调的阴暗僻苦，举凡哀蝉行蛇、湿苔树瘿、孤鸿怪禽、寒夜黄昏都是他人诗的好材料，而孤独冷寂、恐怖悲泣则是其诗境常有的氛围。当然，对于上述特征，宋代苏轼即已用“郊寒岛瘦”予以概括，但闻一多却从更广泛的角度对其形成原因及其价值作了探索和肯定。

　　先从宗教文化的角度，说明贾岛诗风与其早年禅房教育的渊源关系。禅宗在大历间已得到士人青睐，到元和间更是盛行于世。它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是对士人生活和诗歌题材的影响，在《王绩》一文中，闻一多即指出：“中唐以后，士风大变，大部分读书人为了生活出家为僧，便产生了歌颂僧侣生活的诗歌，贾岛应运而生，不是很自然的事吗？”（7）一是对士人心态和诗歌风格的影响，尤其对于曾经是僧无本的贾岛来说，“一个人前半辈子的蒲团生涯，不能因一旦返俗，便与他后半辈子完全无关，则现在的贾岛，形貌上虽是个儒生，骨子里恐怕还有个释子在”。佛家苦海无边、四大皆空的世界观使得他对于目前这个”走上末路的，荒凉、寂寞、空虚，一切罩在一层铅灰色调中的时代”感到调和一致”禅宗的不执着、随缘旷放又使得“他对于时代不至于如孟郊那样愤很，或白居易那样悲伤，反之，他却能立于一种超然地位”。因为不愤恨，所以他没有孟郊那般恶毒的咒骂；因为不悲伤，所以他也没有白居易那种悲剧的泣诉；因为能保持超然心态，所以他对“一切属于人生背面的，消极的，与常情背道而驰的趣味”感到“亲切融洽，“觉得与它们臭味相投”，无怪乎他的诗歌总是笼罩着一层虽阴黯却和谐的氛围，绝不象孟郊那般“沙涩而带芒刺感”。

　　闻一多在研究佛禅文化与贾岛诗风关系的同时，实际上又涉及到中晚唐审美意识的发展变化，这就是以丑为美。如前所述，以丑为美的手法从先秦庄子到中唐韩孟诗派更有发展，但相对于韩愈的狠重怒张，孟郊的阴僻冷峭和李贺的畸异诡激，贾岛的以丑为美又有他的独特之处，那就是虽僻涩而平淡，虽然表面看来，似乎“他爱静、爱瘦、爱冷，也爱这些情调的象征——鹤、石、冰雪”，“他爱深夜过于黄昏，爱冬过于秋，他甚至爱贫，病，丑和恐怖”，但实际上，“他只觉得与它们臭味相投罢了。更谈不上好奇。他实在因为那些东西太不奇，太平易近人，才觉得他们可人，而喜欢常常注视它们”。虽然一方面他也受中唐诗坛好奇尚怪之风影响，“避千门万户之广衢，走羊肠鸟道之仄径，志在独开生面，遂成僻涩一体”（8）；但另一方面在佛禅浸染的超然心态中，他将韩孟诗派的狂恣纵肆易之以凡近平淡，将他们那些主观想象中不可逼视的骇人之景写得历历目前，可以“端详它，摩挲它，仿佛一件失而复得的心爱的什物样”，所谓“奸穷变怪得，往往造平淡”（韩愈《送无本师归范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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