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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贯中籍贯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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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贯中作为《三国演义》的作者几无争议，但他的身世经历却湮灭难考。20世纪20年代以降，一批相关的明清文献资料和有关版本的发现，为罗贯中身世经历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但由于这些文献记述颇多抵牾舛错之处，《三国演义》的版本流变又极其复杂，因此罗贯中身世经历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许多根本性问题尚未有较为一致的观点,罗贯中的籍贯问题就是这样一个久悬不决的世纪难题。本文拟以史为经，以“说”为纬，详今略古，突出重点，对该课题作一梳理，以期鉴往知来，对21世纪的罗贯中籍贯研究及整个《三国演义》文献学的建设有所裨益。关于罗贯中的籍贯，明清以降，有五种说法：1．“太原（今山西太原）”说；２．“东原（今山东东平及附近）”说；３．“钱塘（包括杭人、越人）”说；4．“慈溪”说；5．“庐陵（今江西吉安）”说。钱塘”说见于明清人的笔记。不过当代学界普遍认为钱塘仅是罗贯中寄籍或搜集过创作素材的地方〔1〕。“慈溪”说严格意义而言并非成说，该说主要持论者周楞伽在《小说札记?罗贯中的生卒年新证》（载《文学遗产》1981年第4期）和《关于罗贯中生平的新史料》（载《〈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版）中认为罗贯中“也许原籍东原，值元末动乱，山东兵起，遂迁居慈溪。”就周氏行文看，实认为“慈溪”乃罗氏流寓之所。“庐陵”说仅见《说唐演义全传》题署，但这并不可靠。首先，《说唐演义全传》并非罗贯中作品，这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已有定论〔2〕。其次，《说唐演义全传》现存最早刊本刊行于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去罗贯中时代已四百年。显然不能根据这样一个晚出的伪托作品来确定罗贯中的籍贯。建国以后，尤其是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逐渐集中到前两种意见。“太原”说“太原”说的主要根据是《录鬼簿续编》中有关罗贯中的记载。1931年，郑振铎、马廉和赵斐云三位学者访书宁波，发现了天一阁旧藏明蓝格钞本《录鬼簿?录鬼簿续编》，其中有罗贯中小传，位于《录鬼簿续编》卷首第二位（第一位为《录鬼簿》作者钟嗣成），全文如下：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风云会》（赵太祖龙虎风云会）《连环谏》（忠正孝子连环谏）《蜚虎子》（三平章死哭蜚虎子）〔3〕由于罗贯中的传世资料不多且大多为去罗氏百余年之后人所追记，因此这篇为罗贯中同时代人且又为“忘年交”所作的小传就成了迄今最早、最全面、最权威的资料，因而成为“太原”说的主要立论根据。如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1933年初版,作家出版社1957年修订版）、赵景深《水浒传简论》（1948年）、郭豫适《略论〈三国演义〉》（1959年）即依此立说。建国以来几部比较权威的文学史和小说史，如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北京大学中文系编写的《中国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等也均据此主“太原”说。自80年代初《三国演义》研究重新走上正轨后，除部分学者继续援用《录鬼簿续编》的记载以巩固该说外〔4〕，另有一些持论者开始在“东原”说学者的诘难中于此孤证外寻求实证、旁证及作品内证，以获取更坚实广泛的支持。孟繁仁先后发表《罗贯中试论》（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录鬼簿续编〉与罗贯中种种》（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题晋阳罗氏族谱图〉与罗贯中》（载《城市改革理论研究》1988年第2期）、《太原〈罗氏家谱〉与罗贯中》（与郭维忠合作，载《文学遗产》1988年第3期）等一系列文章，对此说作了进一步阐发。除继续强调《录鬼簿续编》记载的“权威性”外，还根据实地察访搜集到的太原市清徐县《罗氏家谱》的世系名录，并结合罗贯中创作的几部小说中着意褒美的人物，如《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关羽、《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中的李存孝、《三遂平妖传》中的文彦博等都是山西人的“故土性”观念，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进一步扩大了该说的影响。但孟文也存在一些纰漏：观点先行的调查难免主观随意之嫌；罗氏作品中的真正主角并非全都是山西人，“故土性”分析尚须另求对象；太原清徐《罗氏家谱》的纂修并不严谨，如混淆“先祖”、“远代祖宗”和“始祖”、“第一代”等谱牒学概念，随意乱扣和拔高“始祖”的官衔等，更何况《罗氏家谱》中根本就没有出现“罗本”或“罗贯中”字样，把其中阙名的罗锦“出外”“次子”认定为罗贯中实属无稽臆断……当然其结合实证及作品内证进行探讨的方法和思路尚合乎学理。90年代初，刘世德曾撰《罗贯中籍贯考辨》（载《文学遗产》1992年第4期）、《东平人说罗贯中籍贯考辨》（载《海南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罗贯中是哪里人》（载《夜话三国》，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等文，对“东原”说进行辨难，力主“太原”说。刘世德在《罗贯中籍贯考辨》一文中首先从“太原”两字的字形笔划、《录鬼簿?录鬼簿续编》的体例、内容及著录者的生活境遇等几方面论述了《录鬼簿续编》“太原”说的可靠性，认为“‘太原’不可能是‘东原’的讹误”。其次，结合最早的《三国演义》版本嘉靖本和最早的罗氏杂剧《风云会》刊本的题署及最早著录《三国演义》的书目《百川书志》的记述，对“东原”说的主要依据——题署有“东原”字样的包括《三国志传》和罗贯中其它小说作品在内的十六种版本，从刊刻年代、地点、图文版式及书名、分卷情况等几方面进行分析，认为“这十六种版本的题署与罗贯中本人没有任何瓜葛，完全是出于后世书商的手笔；它们是不可靠的，因而也是不可信从的”。最后作者认为“东原”说的始作俑者是弘治七年（1494）蒋大器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序文把陈寿的官衔“平阳侯（相）”误改成为地名“平原”，而“两个‘原’字的纠缠”，使“太原”讹误成“东原”。刘世德的论述进一步强调了《录鬼簿续编》记载的可靠性和可信度，对蒋大器序文致误原因的分析也不无道理，但“太原”讹误成“东原”的结论未免失之仓促与单薄。十六种版本的特点分析严整精审，极具版本学价值，对《三国演义》版本系统的研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唯在行文中把最早的《三国演义》刊本嘉靖本看成是“最接近罗贯中原本面貌的版本”的认识尚有商榷余地。实际上，从七十年代起，特别是1984年全国第二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和1987年1月《三国演义》版本讨论会召开以后，海内外学术界已逐渐倾向于把晚于嘉靖本刊刻的《三国志传》系统的祖本看成是比较接近罗贯中原本面貌的版本。这一认识偏差无疑使刘文从版本学角度寻绎的创获大打折扣。世纪之交，陈辽发表《太原清徐罗某某绝非〈三国〉作者罗贯中》（载《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1期）一文，针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山西及太原清徐县的一些学者因“出于对《三国演义》原作者罗贯中和对乡里的热爱”，而在解读清徐县发现的《罗氏家谱》的过程中发生的失误，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条分缕析。首先，由于研究者忽视了罗氏后人“把‘先祖’、‘远代祖宗’和‘始祖’、‘第一代’混为一谈”的错误，致使罗氏的每一代竟长达54年，据此推算，则“罗贯中”的出生时间应在1086年左右，这显然不可能。其次，《罗氏家谱》第六代罗锦“出外”的无名“次子”如果是罗贯中的话，那么，据《罗氏家谱》纂修时间（1567年）和纂修者罗礼（为“出外次子”之侄）的年龄（时年四十岁左右）推算，该“出外次子”应生于1500年左右。而庸愚子（蒋大器）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写“序”的时间为1494年，那时尚未出生的“出外次子”怎么会创作《三国演义》呢？第三，如果“出外次子”果真是罗贯中，那么将其从家谱除名也不符合“纂修者一贯抬高先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的做法”。因此，“出外次子”根本不是《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既如此，那么基于“‘出外次子’即罗贯中”而想象生发的“所谓罗贯中即《水浒传》中的许贯中、罗贯中晚年隐居于今鹤壁市许家沟写作《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全属子虚乌有”，更“不能作为清徐罗某某即《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的真切史料”。陈辽对“太原说”新证鞭辟入里的剖析并非表明他改变了先前力主“太原说”的立场，其文意在涤汰浮夸学风，为“太原说”激浊扬清。这一反思研究史的典型个案更深远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在于昭现了新世纪《三国演义》研究客观务实、冷静深思的科学趋向。其文虽小，而其旨远矣！从简单援用到深入分析，从拘守孤证到多元求证，“太原”说已轻易难以摇撼。虽然自80年代以来发现的新证存有或多或少的罅漏，但也遽难一概否定。90年代以后，“太原”说的取证未见新突破，只是目前尚无权威的、无可辨驳的材料和反证来否定《录鬼簿续编》的记载，故该说至今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东原”说“东原”说的主要根据是《三国演义》现存最早版本嘉靖元年（1522）刊本卷首庸愚子（蒋大器）于弘治七年（1494）所作“序”和万历及后众多《三国志传》刊本及其他署名为“罗贯中”的小说的题署。经中外学者的努力寻访，嘉靖本、李卓吾评本、李笠翁评本，以及好几种万历及后的刊刻本，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陆续被发现。但由于《录鬼簿续编》的影响，现代学者如鲁迅、胡适、钱玄同、郑振铎、孙楷第、傅惜华等都不以上述刊本的题署为是。建国后至70年代末的学者亦未有新说，期间似只有冯沅君在《〈三国志演义〉刍议》（载《山东大学学报》1959年第4期）一文注释⑤中隐约透露出“东原”说意向：“我猜疑，续编的‘太’字可能是东字之误。天一阁本《录鬼簿》虽有不少他处所无的材料，但错字却是常见的，如狄君厚、孔文卿皆平阳人，而在吊词中均讹平阳为‘平易’。”但在正文中仍倾向“太原”说。直至80年代初，方有学者打破庶几成定论之“太原”说，倡导“东原”说。刘知渐在《重新评价〈三国演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4期）中指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有一篇‘庸愚子’（蒋大器）在弘治甲寅（1494）年所作的序文中称罗贯中为东原人。这个刻本很早，刻工又很精整，致误的可能性较小。贾仲明是淄川人，自称与罗贯中‘为忘年交’，那么，罗是东原人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录鬼簿续编》出于俗手所抄，‘太’字有可能是‘东’字草书之误。因之，我们赞成罗贯中为东原人的说法。”刘文重点固不在此，因此臆度有余而考订不足，但倡导举证之功，不容抹煞。王利器也认为,部分明刻本《三国志传》“认定罗贯中是元东原人”；“《续编》以为太原人，‘太原’当作‘东原’，乃是贯中原籍，由于《录鬼簿》传钞者，少见东原，习知太原，故尔致误”。他又进一步指出：“然我之认定罗贯中必是东平人，还是从《水浒全传》中得到一些消息的。《水浒全传》有一个东平太守陈文昭，是这个话本中唯一精心描写的好官。东平既然是罗贯中的父母之邦，而陈文昭是赵宝峰的门人，也即是罗贯中本的同学，把这个好官陈文昭说成是东平太守，我看也是出于罗贯中精心安排的。”（《〈水浒全传〉是怎样纂修的？》，载《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罗贯中、高则诚两位大文学家是同学》，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1期；《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1-2期）王氏向以文献考据见长，上述所论的是旁搜远绍，发人之所未发。一时“东原”说声名鹊起，始与“太原”说相颉颃。此后，叶维四、冒炘论著《三国演义创作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李灵年《罗贯中为赵偕门人辨略》（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刁云展《罗贯中的原籍在哪里？》（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等均主“东原”说。沈伯俊《关于罗贯中的籍贯问题》（载《海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一文则以破立“说”，针对孟繁仁在《罗贯中试论》、《〈录鬼簿续编〉与罗贯中种种》两文中所运用的材料和方法，对“太原”说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辨难。首先，从三个方面对《录鬼簿续编》记载的权威性提出质疑。第一，《录鬼簿续编》的记载固然值得重视，但罗贯中的作品本身更值得重视。“现存的《三国演义》明代刊本，大多署名‘东原罗贯中’；罗贯中创作的另外几部小说，多数也署名‘东原罗贯中’”，而“人们一般都认为这是罗贯中本人的题署”，因此，它比《录鬼簿续编》的记载更权威、更可靠。第二，现存《三国演义》的最早刻本嘉靖本卷首庸愚子于弘治甲寅（1494）作的“序”中称罗贯中为东原人；而《录鬼簿续编》仅存嘉靖元年以后的抄本。二者相比，显然前者更为可靠。第三，“《录鬼簿续编》抄本确实颇有一些错字、脱字、衍文和颠倒之处”，因此，传抄者“少见东原，习知太原，故尔致误”的可能性“也就不能完全排除”。其次，根据文学史名著中主人公与作者籍贯的不一致和罗贯中作品中主人公籍贯的分析，认为用“故土性”来解释罗贯中的籍贯是不可靠的。文章还针对孟繁仁采传说为证的方法提出异议，认为“民间传说自有其特殊的审美价值，但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其内容却因历代群众的加工、改铸和附会而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往往与事物的原貌差距很大；还有许多传说是完全没有史实（根据）的虚构。因此，民间传说一般不应成为考证历史人物生平的依据。”沈文循次披绎，理罅辨缺，发明“太原”说诸多疑误，有较高的学术争鸣价值。故尔沈文一出，“东原”说与“太原”说遂成一时瑜亮。但沈文也存在一些有待商榷之处，比如现存近三十种《三国演义》明刻本中题署有“东原”字样的不足十种，尚称不上“大多”；既然可以仅仅根据抄刻时间的先后断定在先者较在后者可靠，那么去罗氏两百年后刊行的数种《三国演义》的题署当然也就不足为据了，而嘉靖本卷端则并未题明罗贯中为何许人；“致误可能性”只是或然而非必然。有此数失，沈文论断自不足以摧撼“太原”说之根基。90年代中期，涌现出一批“东原”说的积极支持者。刘华亭《罗贯中的籍贯——太原即东原解》（载《济南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杨海中《罗贯中的籍贯应为山东太原》（载《东岳论丛》1995年第4期）、杜贵晨《罗贯中籍贯“东原说”辨论》（载《齐鲁学刊》1995年第5期）等在前辈时学的研究基础上，结合新发现的文献材料——郦道元《水经注》卷八“济水”条的记载，认为《录鬼簿续编》之“太原”乃“山东太原”，也即山东东原。“泰山名人研究室罗贯中课题组”（下简称“课题组”）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水浒全传》中的地理描写与东平一带的地理环境考察印证后进一步强调了作者创作的“故土性”。“课题组”还对“水浒圣地”东平湖周围地区进行了大量认真的实地调访。“调查虽然没有取得与罗贯中有直接关系的文字史料”，但发现了“一些有关罗贯中在东平的‘口碑’材料”：霍希贤（据《元史》载霍氏为元延五年即1318年状元）与罗本关系密切、罗贯中在二圣宫（创于元初，今圮）内写《三国演义》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课题组”还通过问业、走访、函商等方式，披寻出国内一批赞同“东原说”的专家学者，无形中增强了与“太原”说抗衡的力量（《关于罗贯中原籍“东平”说的研究和调查》，载《泰安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水经注》中的材料在该领域乃首次使用，颇能新人耳目，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至少表明“东原说”论者已意识到先前“‘太’乃‘东’之误”的臆断并不可靠。但《录鬼簿续编》的作者何以要拿距元已千年之遥的古地名（山东太原郡建制只在魏晋之际）来记录罗贯中的籍贯，其间曲折尚费周章。对“故土性”因素的肯定与重新诠解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还需作更广泛深入（诸如方言俗语、风土人情、气候特点等）的考察，并且尽量避免把考察结果当作主要论据加以运用，其中关节，前述沈伯俊已发覆之，兹不赘。实地调访获得的“口碑”材料也属新发现，为罗贯中身世经历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很有参考价值。但仅据这些材料还不足以认定罗贯中的籍贯就是东原，毕竟还不能排除罗贯中因搜集素材或其它原因而迁居之可能。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对罗贯中籍贯的研究正日趋深入。但也应该承认，要真正解决这一课题尚需时日。这不仅是因为这方面可资利用的材料实在太少，对于已有材料缺乏精敏的分析研究恐怕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关于《录鬼簿续编》至今尚存诸多疑点：作者究竟是谁？与罗贯中关系到底如何？具体何时编定？错讹问题怎样处理？甚至体例也可进一步考究；至于对决此疑案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作品内证更尚未考辨至悉；《三国志传》的成书年代有待进一步考订落实……任一方面的进展都将有助于更好地解决该课题。总之，新材料的寻访发掘固然重要，因为它蕴蓄学术发展的契机和希望；但旧材料的爬梳理董也必不可少，因为它提供迈越前修的梯基与学养。学术论争的真正价值并非仅在于厘定一端，更重要的是通过论争培养和赓续实事求是、冷静深思的良好学术风气。这就是包括《三国演义》作者籍贯研究在内的学术史给予我们的启迪。这一启迪未免简单，但经历了太多风雨的中国学人，站在世纪之交，不妨把这一启迪看作警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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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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