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贯中（生卒年不详），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山东东原（今山东省东平）人，生活于元末明初。关于他的生平史料，流传下来的很少。对于他的详细生平情况，我们很难确定。

　　罗贯中是一位默默无闻的知名人物，他一生著述丰富，创作了数部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小说，为整理民间文学、弘扬中华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他的代表作《三国演义》，代表着中国历史演义小说的最高成就。
不显声名　隐居著书

　　现存最早的《三国演义》刊本是明嘉靖壬午年（1522）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卷首有弘治甲寅（1492）庸愚子（即蒋大器）的《序》，及嘉靖壬午修髯子（即张尚德）的《引》，从中可知《三国演义》的作者是东原罗贯中。

 
罗贯中像
 

　　明代贾仲明《录鬼簿续编》中关于罗贯中的记述，是人们了解罗贯中生平的重要资料，这段记述很简略：“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这段文字后面还附有罗贯中创作的三种杂剧作品，即《风云会》（《赵太祖龙虎风云会》）、《连环谏》（《忠正孝子连环谏》）、《蜚虎子》（《三平章死哭蜚虎子》）。

　　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曾据此考证：“贾仲明《书录鬼簿后》写于明成祖永乐二十年（1422），时八十岁。所以知道元至正甲辰（1364）时，贾应为二十二岁，由此可推测与贾为‘忘年交’的罗贯中的生年。”因此推测：“罗贯中的生卒年大约在一三一零至一三八五之间。”即罗贯中生活于元末明初。但这则资料说罗贯中是“太原人”。于是有人认为：罗贯中是今山西太原人。对此专家有两种解释：

　　一是传抄失误。早期明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大都题“东原罗贯中编”，这是作者本人题署，应该是权威可信的。尤其是最早的嘉靖刻本，不仅题署“东原罗贯中”，而且书首的愚庸子《序》中也是直接指称“东原罗贯中”，二者可以互相印证；并且这个刻本完整精密，出现失误的可能性较小。而《录鬼簿续编》的抄本失误较多，不排除抄录者因“东原”少见、“太原”多见，而把难认的草书“东”误抄为“太”的可能。

　　二是《录鬼簿续编》中的“太原”是古地名，并非今日山西的太原，而是指东太原即山东东原。因为《录鬼簿续编》的作者有用古地名的偏好，他在写罗贯中的籍贯时用的是东原的古称“太原”。历史上曾有过三个太原郡，分别位于今天的山西、宁夏、山东，东晋刘宋时曾在山东设置太原郡，治所在今山东东平附近。贾仲明说的“太原”，其实就是指“东太原”即“东原”。这种说法论据充分，合理解释了史料中太原、东原的分歧，进一步支持了罗贯中是东原人的主流观点。

　　东原，指“山东兖州府东平州及济南府泰安州西南境地”（蒋廷锡《尚书地理今释》），即以今天的山东东平为中心的东平、汶上、宁阳一带地区。至此，我们就可以明确罗贯中的籍贯问题，即他是山东东平人。

　　在关于罗贯中籍贯的其他说法中，“太原说”曾一度盛行，甚至有人宣称在山西清徐发现了《罗氏家谱》，但论据并不充分。而其余的“钱塘说”、“慈溪说”等说法，就更难令人信服了。

　　通过《录鬼簿续编》中介绍罗贯中时所说的“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可知，他是一位不同流俗、多才多艺的文人。除戏曲之外，乐府、隐语等也都是他擅长的文体。当然，他还给我们留下了好几部章回小说。此外，根据其他一些零散的资料，我们还可以知道：罗贯中还有一定的政治抱负，是一位“有志图王”（王圻《稗史汇编》）的文人；曾流寓杭州，在江浙一带与当时的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可能有过交往，甚至可能“客霸府张士诚”（顾苓《跋水浒图》）———即做过张士诚的幕僚之类。其后不知所终。由现在多部署名为罗贯中的章回小说可知，隐居著述是他后期生活的主要内容。

　　罗贯中号“湖海散人”，这个号颇有些浪迹江湖的意味。再结合他留下来并流传至今的几部章回小说多是历史演义或英雄传奇，可以进一步推测：他应当具备一定的军事才能与丰富的社会实践。在元末动乱中，他颠沛流离，长期身处下层，对民间文学很感兴趣。因不得其所，故而隐居著述，寄托理想。

三国演义　名扬四海

　　《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罗贯中的代表作，也是他政治观念与社会理想的集中体现。

　　三国时代是群雄纷争的时代，它既不同于战国、五代等乱世纷争、英雄割据的时代，又不同于东晋、南宋等南北对峙、相对平静的时代，而是群雄并起，三方对峙，斗争复杂而有序；又因为“汉民族”与“汉王朝”的内在联系及便于联想，很容易体现出历史演义小说借古寓今的创作意图。因此便成为文人喜欢采用的历史题材。罗贯中以正史为依据，广泛采集民间传说、话本戏曲中的三国故事，通过精心的再创作，完成了《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

　　现存最早的《三国演义》刊本是明代嘉靖年间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共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每则前的回目只有一句。到明代后期《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时，已将二百四十则合并为一百二十回，回目也变为双句。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又对其进行修改、评点，称为毛本《三国志演义》，成为清代以后最为通行的《三国演义》版本。文学史上多用简称《三国演义》作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正名，时至今日，人们已相沿成俗。

　　从作品倾向上来看，《三国演义》继承了民间“拥刘反曹”的倾向，这不同于历代正史的政治动机。人们拥护刘备集团不仅是因为他有皇族血统，而是由于他的仁厚符合儒家思想中理想的仁君形象；而诸葛亮的智与贤、关羽的忠与义、张飞的义与勇，也无不与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一脉相承。这种倾向适应了当时的大众心理，并集中表达了对理想的君臣、君民关系的憧憬和向往。罗贯中做这样的改变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三国”故事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传统道德观念的积淀。《三国演义》既然以蜀汉为正统，就不可避免地以悲剧作结。蜀汉的失败，绝不仅仅是一个政权的覆灭，而是作者乃至广大民众长期信仰的忠义观念在无情的现实面前的无奈。作者并没有因为遭遇失败就否定这种观念，而是以悲壮的态度去接受这种失败，并对民族传统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从而提高了这部通俗作品的思想高度。罗贯中通过对蜀汉君臣君民关系的热情渲染而肯定了对忠义观念的无悔选择，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舍生取义、义重于山的优秀传统和道德追求。这种深沉的迷惘与深厚的悲剧意识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空前的，它突破了中国通俗文学作品中习见的以“大团圆”作结的肤浅性，因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三国演义》的成功首先应归功于对历史题材的恰当处理。人们往往用“七实三虚”来概括《三国演义》处理史实与虚构的原则。“七实三虚”的说法来源于清代章学诚的《章氏遗书外编•丙辰札记》：“惟《三国演义》则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不可虚实错杂如《三国》之淆人。”章氏不满于《三国演义》的虚构成分，希望它尊重史实，这显然不是欣赏文学艺术应持的立场。即使是历史著作，尚且难免要“遥体人情，悬想事势”。《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历史演义小说，虚构自然是在所难免的。历史演义是以正史为依据而进行创作的文学作品，而文学创作是允许虚构的。这种虚构在程度上是不可能量化的，要依据作者塑造的艺术形象、依据的美学观念来确定，处理不同的人物、情节、环境时，虚构的程度不可能完全一样。至于“观者往往为所惑乱”，却恰恰说明了作品强烈的艺术效果。文学艺术是“带着铁链跳舞”，跳舞的自由不是绝对的。《三国演义》就是踩着历史的框架自如地舞动，并且它成功了。如果《三国演义》完全依据历史，那么它只能是老者蹒跚的脚步———苍老而无美感，而不可能像一曲优美的舞蹈，赢得如此众多的“观众”。

　　成功的人物形象塑造，是《三国演义》能够吸引如此众多读者的一个主要原因。实际上，《三国演义》人物性格并不复杂，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只是赋予每个人物独特的一个方面，比如仁、义、礼、智、信、勇等，并且对人物的这一特点反复渲染，使人物形象与性格内涵融为一体。这样一来，不仅使人物形象个性鲜明，而且使人物变成了一个符号———一个能够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的符号。而每一个“符号”都以其高度的典型性在整个民族心理投影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如果把整个《三国演义》比作一台戏，那么它更像是一台满台脸谱和程式化动作的传统戏，而不是话剧之类的现代戏。《三国演义》中的每个人物都带着特定的脸谱上台，做着自己独有的程式化动作，从而给“观众”留下更为直观的印象。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创作初期，这是一种成功的尝试。尽管《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性格有些单纯，缺少前后变化、发展，但考虑到作者要塑造的并不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而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具备典型化性格的理想型人物，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一点了。理想人物按历史使命行事，他们寄托了作者的理想，他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种象征、一个符号，所以他必须有自己独特的脸谱与程式化动作。比如对刘备帝王之相的夸张描写，关羽的“髯长二尺，面如重枣”，诸葛亮持羽扇，张飞大吼，曹操大笑等，都是人物特有的行为动作。此外，作者还善于在强烈的对比中塑造人物，如同为霸主的刘备与曹操、孙权，一个仁厚、一个奸诈，而孙权则只起到一种过渡、调和作用。既有对比，又有映射，这样就加强了人物形象的多样性、层次性。

 
清刊本“四大奇书第一种”
《三国演义》扉页、序书影
 

　　《三国演义》中诸多精彩的战争描写，也吸引了大量的读者。作品把战争看作艺术，看作是一台台连续上演的好戏，用传神的笔墨显示了战争本身惊心动魄的壮美。参与战争的人物在这些戏中尽情地表演，展示着自己独特的个性。作者在编写这些戏时，没有把笔触过多的延伸到战场的舞台之上，而是精心的导演、总结，把战前准备、形势分析、角色分配等前戏做好，然后就坐下来静观好戏———因为成败已在他的掌握之中了。大大小小的战争经过作者的精心编排、合理布局，无形中构成了全书的一条骨架，与魏、蜀、吴三条纵横交错的主线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战争是作者重点描写的主体部分，从战前准备、战争过程到战后形势，都写得一丝不苟；战争又是主要人物斗智斗勇的大舞台，所有人物都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展示自己的个性。而在每出大戏的间隙，作者又往往安排一些饶有兴趣的小品，让观众不至于感到乏味。如蒋干盗书、曹操横槊赋诗、孔明吊丧等。并且，在这些小品中，作者往往让女性角色出场，戏份不多却调节了气氛，从而避免了战争大戏中“不爱红装爱武装”、男性角色过多的弊病。大戏与小品、战争与细节合理搭配与互相穿插，使得全书的气氛有张有弛，余韵悠绝。

　　此外，《三国演义》在结构的处理、语言的运用等方面，也都体现出了作者的独具匠心。

　　总之，思想和艺术成就使《三国演义》成为历史演义小说的典范和讲史小说的榜首；《三国演义》的成功，使得默默无闻、史无记载的罗贯中声名显赫。

历史演义　开山之祖

　　罗贯中的创作成就以小说、戏曲为主。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中说他“编撰小说数十种”。今存署名罗贯中的作品，除扛鼎之作《三国演义》外，还包括《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粉妆楼》、《三遂平妖传》等多种历史传奇小说。又相传他写过《十七史演义》（包括《秦王演义》、《南北史通俗演义》等）。此外，《录鬼簿续编》在罗贯中名下著录的三种杂剧作品———《赵太祖龙虎风云会》、《忠正孝子连环谏》、《三平章死哭蜚虎子》，今仅存第一种。还有一些资料则表明，罗贯中还参与了《水浒传》的编写，是《水浒传》的改定者或是作者之一。甚至说他是施耐庵的门人，曾协助施耐庵完成多部小说。施耐庵“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证亥鱼，其得力于罗贯中者为尤多”（王道生《施耐庵墓志》）。

　　目前，在没有更多的有关罗贯中的生平资料面世之前，研究罗贯中的作品是探求他思想的主要依据。纵观罗贯中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他似乎有意以乱世———尤其是分裂的乱世为题材。他的作品涉及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大分裂时期，尽情展示了圣君英豪的伟业。《三国演义》描写纷乱的三国分裂时代，以刘备为中心人物，展示了群雄逐鹿的三国历史，突出了人民群众拥护明君、向往和平的愿望。《隋唐两朝志传》演义了隋唐易代的历史，以李世民为中心人物，写出了隋末群雄动乱纷争的动乱情景。《残唐五代史演义》以唐末五代的乱世为背景，突出了晋主李克用及李存孝在山西的活动，描写了唐末五代国家分裂、军阀兼并称霸的动荡乱世，歌颂了后唐庄宗李嗣源的开明政治。《粉妆楼全传》叙罗增与其二子被迫聚义鸡爪山，共同兴兵伐罪，诛灭沈谦奸党的故事。作品以忠奸斗争为主线，揭露封建社会统治集团内部结党营私、迫害忠良的罪恶，歌颂了除暴安良、扶弱济困的正义行为。《三遂平妖传》以北宋贝州王则起义的史实为依据，敷演了北南宋之交的混乱现实，暴露了官逼民反的黑暗政治，谴责了昏暴的官吏。看来，动荡不安的社会和黑暗腐败的政治，可能是生活于元末明初的罗贯中难以消除的一块心病。《赵太祖龙虎风云会》是罗贯中流传下来的唯一剧作，写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统一中国、结束乱世的故事，突出了宋太祖与宰相赵普君臣相得如鱼水的关系，类似于《三国演义》中的蜀国君臣。在第三折【滚绣球】一曲中，更是着力描写了赵匡胤“怎生不感叹悲伤”、夙兴夜叹的情景，歌颂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

　　在这些作品中，作者通过对刘备、诸葛亮、李世民、魏征、李嗣源、赵匡胤、赵普等明君贤相的描写，寄托了作者的社会政治理想；同时还通过对隋炀帝、唐僖宗等暴君的描写，谴责了暴政。这些作品都表达了作者向往开明政治、同情民生疾苦的情怀。

　　罗贯中创作的大量章回体演义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依据正史进行再创作，用演义体讲故事的新型体裁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也直接带动了明清两代历史演义小说创作的繁荣。吴门可观道人在《新列国志序》中说：“自罗贯中《三国演义》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演义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与正史分签并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罗贯中正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鼻祖。再进一步来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又是中国古代章回小说的开山之作，而罗贯中也就成了章回小说的创始人之一。

　　罗贯中对后世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其代表作《三国演义》对后世的文学乃至整个社会文化、道德观念等方面的重大影响。《三国演义》是依据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来塑造人物、构造情节的，小说中塑造的诸多具有高度典型性的象征性人物，对于重塑道德规范、整合民族价值取向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点是其他古典小说不能比拟的。蜀国虽然最终未能匡复汉室，但仁厚爱民的刘备、忠义盖世的关羽、鞠躬尽瘁的诸葛亮等光辉形象，成为人们心目中理想的仁君、义士、忠臣的象征。小说以“以假乱真”的艺术功力，将艺术形象深植于大众心理之中，取代了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显示了文学作品的巨大魅力和影响。

　　在现实生活中，也可以处处感觉到《三国演义》的深刻影响。如勇猛而鲁莽者被称之为“张飞”，神机妙算的被称为“活诸葛”，懦弱无主见的则被讽刺为“扶不起的阿斗”等。各种文艺形式也都把《三国演义》视为巨大的素材库，戏曲、评话、影视等纷纷从《三国演义》中汲取精神食粮。

　　《三国演义》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章回体白话长篇小说，它的成功推动了明清章回小说创作的热潮；它与《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一起并称为明代“四大奇书”，又与《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并称为古典文学四大名著。无论作为通俗读物还是高雅文学，《三国演义》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历久弥新。而这一切，都归功于默默无闻的伟大作家罗贯中。

　　参考文献：
　　1.杜贵晨：《罗贯中籍贯“东原”说辩论》，《齐鲁学刊》1995年第5期。
　　2.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朱一玄：《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陈曦钟等辑校：《三国演义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