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
《风云会》（赵太祖龙虎风云会） 《连环谏》（忠正孝子连环谏） 《蜚虎子》（三平章死哭蜚虎子）[1]
也算简洁地勾出了罗氏其人的一副素描。依靠这样一副素描，证明罗贯中确有其人已经足够。要想完整地了解他的一生已不可能，推导出一个大致的生年也还够用。为此，我们首先就得明白作为罗贯中忘年交的《录鬼簿续编》作者的生平概况。
很多学者把贾仲明（一作名）当成《录鬼簿续编》的作者，并依贾氏的生卒年去推算罗贯中生平，如游国恩先生在《中国文学史》[2]、罗尔纲先生在《〈水浒传〉的原本和著者研究》[3]、陈辽先生在《罗贯中其人其作》[4]、李修生先生在《论罗贯中》[5]、何磊先生在《三国演义·前言》[6]中所概括的那样。也有人认为该书不是贾仲明作，如中国戏剧研究院编辑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7]、张志和先生《〈录鬼簿续编〉作者考辨》[8]和《罗贯中籍贯生平考异》[9]、孟繁仁先生《〈录鬼簿续编〉中的罗贯中》[10]等文中所陈述的那样。也有的模棱两可，如周贻白先生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中所写：“《续录鬼簿》，据说是元末明初的杂剧作家贾仲名所编，或疑其不确。”近几年来，关于《录鬼簿续编》作者问题的讨论，孟繁仁、张志和、刘孔伏三位先生的文章可为代表。
刘孔伏先生对贾仲明持肯定意见，其理由有三，其一是该书记叙了“与余交五十年”、“与余交久而不衰”的杨景贤、汤舜民受明成祖之宠的事实，却不以最受宠的贾仲明为参照，而以他二人互比，是出于“不自我标榜”，因而贾仲明是作者无疑；其一是因为该书著录了元末明初71位杂剧作家，在前60人中，贾仲明排在最后，这是作者的自谦；又一是对贾仲明的描写“比其他人的小传更详更长”，那是因为对自己了解最清[11]。我以为这三条理由是不能使人信服的。倘作者真是贾仲明，他描写自己“尝侍文皇帝于燕邸，甚宠爱之”，已分明在自我标榜了，哪有自己说自己受宠最甚的？分明是第三者口气。71位剧作家中排在第60位也不算最末。贾仲明的朋友或同僚等也完全可以把他写得“更详更长”。
孟繁仁先生采用了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来说明《录鬼簿续编》的作者不是贾仲明。他通过书中所录之“鬼”活动在“永乐初”、“永乐中”的时间概念，料定该书成书于永乐年号结束以后，而贾仲明“卒于永乐二十年”，显然不是该书之作者[1]。
张志合先生对此专门撰写了《〈录鬼簿续编〉作者考辨》一文，彻底否定了贾仲明的著作权。第一，贾仲明是《录鬼簿》一书的增补者，有他自己所作《书〈录鬼簿〉后》为证。然而，正是在这篇后记中，作者“并未提及作《续编》之事”。第二，《录鬼簿》增补本与《录鬼簿续编》“体例和内容上存在着不小相异之处”：其一，贾仲明为钟氏所录之82个“鬼”增补了挽词，而《续编》所录76个“鬼”，许多还是作者的知交，他竟没有一首词挽任何一个人，难道“在别人的书里有兴趣显示自己的才学”，“反而在自己所著的书中收敛了这种才气和兴趣吗”？其二，“《录鬼簿》一书主要记载金元时期的书会才人、‘名公士夫’有戏曲、散曲行世者的生平事迹和作品目录”，《续编》中“甚至连书画才人亦记之”； 其三，《录鬼簿》所录之“鬼”是“较严格地按照时代先后进行排列的”，“《续编》所收人物却不是按时间先后排列的”。第三，《续编》有贾仲明小传，充分肯定了贾氏一生的得意，显系“《续编》的作者也是把他当作‘方今名公’而为之作传的”，“不是贾仲明自己的口气”。贾仲明一生行迹及小传，说明他“一生活动的地点主要是在淄川、北平、兰陵三个地方”，而《续编》作者所记一干有几十年深交的朋友，“皆为杭州人”，可见这作者“七十岁以前基本上是生活在杭州一带”的，与贾仲明南轩而北辙。第四，通过作家作品的比较可知。无论《录鬼簿》的原作者钟嗣成或是增补者贾仲明，都把《风流郎君三负心》判定为关汉卿所作，《续编》作者肯定不同意这个结论，而把它列在“诸公传奇，失载名氏”栏；另一个证据是贾仲明剧目有遗漏，今知贾氏剧目“共有16种，续编中却只记了14种”。倘是贾仲明自己，肯定不会出现这种现象。这一切都“说明《续编》作者不是贾仲明”[2]。
张先生的辨析很有说服力。这里补充一点拙见。按照《录鬼簿》作者钟嗣成的做法，他是不会写自己的。它的增补者贾仲明也严格遵循原书的旨意，在增补《录鬼簿》的时候，不把钟氏和自己补上。《续编》作者既写了钟嗣成，又写了贾仲明，恰恰就说明它不是贾仲明所著。无论怎样，在没有新的确凿的证据之前，我以为《续编》作者就只能判定在无名氏名下。回头看看罗贯中小传，让我们通过他与无名氏的关系，参考其他各种说法，了解他的生平概略吧。
（二）罗贯中的籍贯
姓名，罗贯中。别号，湖海散人。后人笔记有“罗本贯中”说，连缀起来即姓罗名本字贯中。尽管有人误抄作“罗贯著，贯字本中”[3]，也仍然未超出“罗本贯中”四个字，不过颠倒了顺序而已。
籍贯，山西太原。前人所记，多有不同。一为太原说。有如上引《录鬼簿续编》上那点简短的文字：“罗贯中，太原人。”一为东原（即今之山东东平）说。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有“东原罗贯中”句；《三国演义》之多种明刻本亦署名“东原罗贯中”。一为杭人、钱塘人、越人。俱指今之浙江杭州，郎瑛《七修类稿》称“杭人罗本贯中”；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称“钱塘罗贯中本”；周亮工《因树屋书影》称“越人罗贯中”。一为庐陵（即今江西吉安）人。有“庐陵罗本”（转引自陈辽《罗贯中其人其作》）之说。今人据此，见仁见智。最后争论在两地：太原和东原。
赵景深先生《水浒传简论》[4]认为罗贯中是元末明初太原人。王晓家先生《〈水浒传〉作者系罗贯中考辨》[5]、孟繁仁先生《罗贯中试论》[6]与《〈录鬼簿续编〉与罗贯中种种》[7]等也论定他是太原人。陈辽、李修生（《论罗贯中》）、王晓家（《〈水浒传〉作者及其他》）等先生亦持太原说。陈辽先生且在承认孟繁仁说的同时，从《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中找到了新的证据。该书60回，自第7--44回“几乎全部写的是有关李克用、李存孝、李嗣源的传说故事，……正因为罗贯中是太原人，所以他才对李克用父子的传说故事那么熟悉”（《罗贯中其人其作》）。我们说，罗贯中的忘年交提供的材料是研究罗氏的最可靠的资料，关于罗贯中的籍贯，这个太原说显然较有说服力。
王利器先生《〈水浒传〉是怎样纂修的？》[1]认为罗贯中是东原人（亦即东平、郓城），他是这样解释的：“由于《录鬼簿》传抄者，少见东原，习知太原，故尔讹误。”他这里不说著者，而说传抄者失误，因为作者是有这种地理知识的，传抄者可就说不准了。王先生并且在书中找到了依据：“《水浒传》中有一个东平太守陈文昭，是这个话本中唯一的好官。……东平是罗贯中父母之邦，陈文昭是赵宝峰的门人，即罗贯中的同学，把这个好官陈文昭说成是东平太守，我看是出于罗贯中精心安排的。”根据作品中的文学形象对号入座，让人总觉得有些别扭。另外，从创作的心理动机去分析，也很难说作者对“父母之邦”的父母官就一定有感情，一定要把坏官安排到他乡，把好官安排到故乡。至于陈罗之间的同学关系，王晓家先生曾撰《〈水浒传〉作者及其他——与王利器先生商榷》[2]予以反驳，指出罗贯中与赵宝峰的门人罗本是两回事。我是赞成这种反驳意见的。
罗尔纲先生赞成东原说[3]，这是因为好几个《水浒传》版本都署“东原罗贯中”，连“《隋唐两朝志传》、《三国志通俗演义》、《三遂平妖传》也都同署东原”。沈伯俊先生认为这是比“忘年交”的记载更具权威性的珍贵史料，因为“人们一般都认为这是罗贯中本人的题署”[4]。我以为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所有的派在罗贯中名下的小说决不可能有罗贯中本人的题署。如同以上反复强调的，这是由当时小说家的尴尬处境决定的。如果那时的小说家有今天这样的地位，为着署名、侵犯名誉权问题有打不完的官司，后人也犯不着为古代小说的作者问题这样耗费心血了。如果《金瓶梅》作者能预知若干年后竟这样火红，宁愿顶着“宣淫”的恶名，也会将自己的真名署上的，绝不会用“兰陵笑笑生”让后人瞎猜了。那时候，无论是口头或是书面创作，其目的无非是两个，说书人和为此提供话本的书会才人为糊口，作小说的为渲泄。他们决不企望因此而出名，相反还生恐掩饰不及、混淆不及呢！为尊严，为避祸，哪还有正儿八经署上自己姓名的？顺便指出，作者既然要百般隐慝自己的行踪，又哪会在书中特意塑造自己的“虚象”暴露自己的？这也是让人费解的对号入座。清人周亮工云：“予谓世安有为此等书人，当时敢露其姓名者，阙疑可也。”[5]在比较端正了小说态度的清代，小说家尚不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难道清以前的小说家会吗！所谓署名全是传抄者、刊刻者所为。试想罗贯中写下的手稿，他的第一个传抄者肯定是与自己关系不错的，他肯定要极力保护罗贯中，为了掩人耳目，混淆视听，有意将太原改为东原。并且，我们还不能排除后来的传抄、刊刻者为了声誉、赢利、畅销而把目光盯着名家的因素，说话界、书会才人界、戏剧小说创作界，谁的名声大，谁被署名的机会就肯定越多。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罗贯中会有那么多署名小说了。这样的署名比之“忘年交”的笔录，其权威性也自然少多了。
刁云展先生曾撰《罗贯中的原籍在哪里？》[6]，亦持东原说，又撰《〈水浒传〉真正的作者是山东人罗贯中》[7]，重申其观点。其理由有二：一是唐宋时代辖东平的山东郓州有好多“梁山泊”英雄故事，只有熟悉这些家乡故事且具有“农民起义生活实践的锻炼和感受”的罗贯中才能创作出“这一部旷古烁今的伟大作品”。关于这一点，我认为首先要排除罗贯中具有“农民起义生活实践”这种不确切说法，本文后面另有详论。其次要说明这是罗贯中以外的郓州人也能办到的。一是郓州有罗贯中熟悉的“故乡梁山泊生活素材”，如石碣村、纪念三阮的三贤殿、晁庄、晁姓家谱上有晁盖的名字（并特意标出一个落草的“盍”，以说明晁盖及其占山为王确有其事）、朱贵卖酒的拳铺、祝家庄、景阳岗、武松庙等等。罗尔纲先生上文中也提到过山东的地域特色，除了指出该书中有许多小地名是山东郓城至今犹存的，还指出许多方言是山东郓城特有的。对此我亦觉得理由并不算充分，在虚构的文学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中，大的地名一般不会错，什么村什么岗之类的小地名哪能一一落实的？如果真要这样坐实对应，我反觉得说不清因这些地方产生了《水浒传》还是因《水浒传》产生了这些地方。什么“纪念三阮的三贤殿”、“晁姓家谱上有晁盖的名字”，肯定是《水浒传》问世之后比附而出的，哪能作得什么真凭实据呢！还有，我们并不排斥另一种可能性，即具有浓郁的山东郓城地域特色的部分，原来正出自某一个山东郓城地区的书会才人的话本中。
其实，我倒以为，为人撰传略，定人的籍贯，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结论，尤其以第二手资料为根据，时间距离又相对远了点的时候，差异就更大。比罗贯中生活的时代隔了几百年的后人们记叙罗贯中的情况就正是这样。太原也罢，东原也罢，杭州也罢，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罢了，其根据是“故老相传”，有人用祖籍，有人用现籍，有人也许认准了他的出生地，也有的把他居住了几年的地方，当成了他的籍贯。这里有必要对明清以来有关罗贯中的资料略作辨析，除了上引《录鬼簿续编》是罗贯中的“忘年交”所著，可作为罗贯中其人的信史，其他在著作中谈及《水浒传》成书时间及该书作者的明代文人有郎瑛、高儒、李开先、田汝成、胡应麟、王圻、天都外臣、李贽等。在这些人中，哪怕是最先谈论《水浒传》的郎瑛，他生于成化23年（1487），卒于嘉靖45年（1566）以后，其《七修类稿》的最后成书订正也必然在《水浒传》“郭武定本”问世（约嘉靖十年前后）后，与《录鬼簿续编》相差150余年，所以他才补了一句“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其他较郎瑛晚出的几位，自然就更远。从我们现在见到的资料看，也可以看出越传越玄的趋势，以至于还有了田汝成氏所谓“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然变诈百端，坏人心术。其子孙三代皆哑，天道好还之报如此”[1]的谬论。然而，田氏其人还算诚实，他并不以为自己所叙证据确凿，而归之于“里巷丛谈”类，承认了道听途说。因袭此说的王圻所记、起北赤心子所辑亦同。后人所记则全在这些记载范围内。我们因此只能以《录鬼簿续编》为据，将罗贯中的原籍定在山西太原，并因为他与《录鬼簿续编》作者相识相知又复相聚于杭州（详见张志合《〈录鬼簿续编〉作者考辨》），我们又可以确定他在杭州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
性格、特长，“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这大概就是罗贯中特色了。在人们的想象中，作为一个风格清新的剧作家，应该是善于交际，胜友如云的。罗贯中却不然，是可谓奇特的个性决定杰出的成就吧，于落落寡合中为世人留下了不朽之作。也正因为这样的性格，决定了他不可能有领袖群伦的风范，不可能“有志图王”。
以下便全是罗贯中与作者的关系介绍。忘年交，既说明二人友谊之深，又显示年龄差距之大，论者多谓二十年以上，大致不错。既与人寡合，偏又看上一个比自己年轻二十余岁的小青年，足见这二人相交之奇，缘分之深。还可表现为二人相交的时间不短，从相识、往还、论友而确定为忘年交，那是需要历经较长岁月的。却不料“遭时多故，各天一方”，其距离不可谓不远，其时间亦不可谓不长，直至“至正甲辰”，好不容易再见上一面，亦即是最后一面。从此之后，六十年竟无音讯。
（三）罗贯中的生年
以上就是无名氏提供给我们的罗贯中的全部的生平资料，尽管后来还有好几个人在笔记中有所涉及，都经不起推敲深究，没有这则资料的权威性。几十年来，许多学者据此推测罗贯中的生卒年月，得出了种种不同的结论：那些以贾仲明为《录鬼簿续编》作者的人，便以贾氏生卒为参照，有人说罗贯中约生于1315年，卒于1390年（李修生、陈辽等，文如上引）；也有人说“大约在1310-1385之间”[2]、“1330-1400之间”[3]等等，尽管其差距长达二十年，统而言之，也还可称元末明初吧（罗尔纲、周楞加、柳存仁、刘冬等均持元末明初说）。除此之外，由于明嘉靖年间的田汝成道听途说，把“钱塘罗贯中本者”，当成“南宋时人”，明万历年间的文人王圻照搬此说[4]。周村先生便以此为据撰《书元人所见罗贯中〈水浒传〉和王实甫〈西厢记〉》[5]，他引用了王圻《稗史汇编·文史门·杂书类·院本条》，认为院本条是元人记元事，从“国初葛可久”则知罗贯中是元初人，或由宋入元的。冯其庸先生撰《论罗贯中的时代》[6]，也是以上叙史料为据，判定“罗贯中大约是生在元元贞元年（1295）前后，死于明洪武十二年（1379）前后”。上叙史料之不确已如上叙。
章培恒先生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前言》[1]中指出，“忘年交”的年龄差应是四十岁左右，罗贯中应是元代中叶人。章先生的依据是两条资料：一是《录鬼簿续编》，认为“年龄相差越大，越说明两人相交之‘忘年’”，说“罗贯中在一三六四年少则四十岁左右，多亦可至六七十岁”。一是《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用小字加注的“今地名”，多处“今地名”皆是元代特有的。 对此，张国光先生撰《〈三国志通俗演义〉非罗贯中所著说》[2]予以反驳，他的意见是两条，“其一，是故意拟元人口气”，“其二，是由于作者的地理知识有限”。本人再补充一点，这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流传成书过程中的历史痕迹，那是书会才人特意用另一种字体写进话本里面的，首先是出于让说话人卖弄的需要，以显示自己知识的丰富；其次是为了使说话更张弛有致；说到底是为了树起一块知识性、故事性的旗帜，以吸引更多的听众。后来的一个个水浒故事的加工者也都因为这别具一格的内容，怀着与说书人同样的心理而保存下来。在他们信手写下这些古今地名的时候，仅凭着自己平时的记忆，而绝不会细加考证，因此也不能成为罗贯中为元中叶人，“则《三国志通俗演义》似当写于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前”的证据的。
还有一说是周楞伽先生在《小说札记》[3]中为批评章培恒先生的《前言》提出的。周先生把《录鬼簿续编》的著作权置于贾仲明名下，认为“《前言》作者只知贾年少于罗，所以称忘年，殊不知罗年少于贾，也是忘年之交”。他的论据是：“贾仲名在元末已是有名的杂剧作家，……涵虚子《论曲》（见臧懋循《元曲选》卷首）说他的杂剧‘如锦帷琼筵’，以下又举作家近百人，皆有名而无评，而在这近百人中，连罗贯中的名字都没有。……如果罗贯中年长于贾仲名十几岁、三四十岁甚至四五十岁，多亦可至六七十岁，则涵虚子《论曲》，岂有不把他的名字排列在前，厕于所有元杂剧作家之间，反而把他的名字排列在最后，无一字品评之理？”章先生因此作《关于罗贯中的生卒年》[4]以辨，指出“涵虚子《论曲》，是取自《太和正音谱》”，而《论曲》却“常有以意增删原文之处”，此为无信。更有颠倒顺序之嫌，“把《太和正音谱》中原列于‘国朝一十六人’之前的那些‘有名而无评的’的作家，移到了‘国朝一十六人’之后，……涵虚子的排列原则是：先元杂剧，次明杂剧，再次是作者无考、时代不明的杂剧。这最后一种杂剧中，既有明代以前的作品，也有明代开国以后之作，所以统称为‘古今无名杂剧’”。罗贯中的剧作被放在“古今无名杂剧”之列，显然已在贾仲明“国朝有名”的剧作之后，这是不能得出罗贯中“比贾仲名等‘国朝’杂剧作者的时代为晚的结论”的。此说有理。以下且让我也模仿前辈与时贤的做法，试以《录鬼簿续编》为据，推算一下罗贯中的生卒年限吧。
在我们根据无名氏的记载推算罗贯中的生卒年限以前，首先得推算一下无名氏的生卒年。我们知道，与一个长者成为忘年交，年龄太小、时间太短是不行的。我们因此判定无名氏与罗贯中自十八岁开始交往，历三年后成为忘年交，便因“遭时多故”而分手，时年二十一岁。却不料“天各一方”，音信杳然，其距离不可谓不远。“至正甲辰”，才得复会，这时间也不会太短，不会少于三至五年，权定三年，无名氏业已二十六岁。甲辰年是至正二十四年，亦即1364年，无名氏则大约生于1338年，亦即元惠宗至正四年左右。别来又六十余年，则至少已是明成祖永乐二十二年（1424）以后，无名氏已是86岁高龄的老翁，怅然回首，徒叹忘年交之“竟不知其所终”。
以无名氏的生年为参照，比无名氏年长二十岁的罗贯中，应生于1318年左右。这个结论，与李修生、陈辽等先生依据贾仲明的生平推算的罗贯中生年相近，这是贾仲明与无名氏年岁相近的缘故。人们依据《书〈录鬼簿〉后》“八十云水翁”句判定贾仲明生于1343年，则贾氏比无名氏约小五岁，比罗贯中约小25岁。罗贯中与无名氏第一次分手当是四十一岁，复会时四十六岁。至于罗贯中之卒年，那是很难料定的。有的学者假设他活了七十岁，有的假设他活了七十五岁，都是缺乏实证的揣测之词。我在上文说过，最大的可能是在与无名氏复会后不久就意外死亡，以致让忘年交“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在没有令人信服的资料出现之前，存疑也罢。
也有的学者从近人所修《兴化县续志》中找出署名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就中有“得识其门人罗贯中于闽，同寓逆旅，夜间灺烛畅谈先生轶事”等与罗贯中有关的话，以此作为论证罗贯中的依据。对于这篇《墓志》，章培恒先生通过仔细而详尽的考证后指出：“胡文（即《施耐庵世籍考》，载上海《新闻报·快活林》，1928.11.8，引者注）‘节录’的《耐庵墓志》和《耐庵小史》当都出于胡瑞亭伪造；至于《兴化县续志》的《施耐庵墓志》，不过是在胡瑞亭伪造的《墓志》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新伪造的东西而已。”[1]袁世硕先生在《〈水浒传〉作者施耐庵问题》[2]中指出：“由于其中有明显的破绽，大多数研究者不予注意。”接着从几个方面予以驳斥，有于史不符、前后矛盾等等，结论是“显然是太荒唐了……所以解放后的几部中国文学史、小说史，都未采用其说”。
还有人根据前引王圻“院本”条载：“宗秀罗贯中、国初葛可久，皆有志图王者。”便认为“罗贯中曾加入反元斗争的行列，大概在张士诚政权中任过职”[3]。认为罗贯中参加过张士诚起义的学者颇多。在他们的推广下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我们前面曾经说过，关于《水浒传》条的记载，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是道听途说，王圻的《续文献通考》是照抄田汝成的，属以讹传讹。对此，早有清代学者予以批评。嗣瑮说：“《续文献通考·艺文》载及《琵琶记》、《水浒传》，谬甚。”[4]即使以此为据，也不能推出罗贯中参加过张士诚起义的结论。正如有人所指出的，“宗秀”乃是宋季的误刻，这是很有道理的。原因有三：是田汝成把罗贯中定为“南宋时人”，照抄田说的王圻自然也把他定为“宋季”。二是文法，只有“宋季罗贯中”，才能与“国初葛可久”相对。三是字形，“宗秀”与“宋季”，写得略草一点就非常近似。如以此为据，罗贯中该是宋末元初人，他参加的就不可能是张士诚政权，而应该是宋末的哪支起义队伍了。不是越说越让人糊涂吗？还有，如果按照时下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罗贯中真参加了抗元斗争，且正是与无名氏“遭时多故，天各一方”那段时间，当 “至正甲辰复会”的时候，是肯定会有所流露的，要不就不可能是知己，是“忘年交”。六十年以后，连最好的朋友也不知其人流落何处、死于何时了，那还有什么不敢说的呢？纵有顾忌，也会有所暗示的，他这里毫无记载，显见是子虚乌有。除此，还有什么资料能说明罗贯中参加过抗元斗争或者张士诚政权呢？没有。此说也就不能成立。
《录鬼簿续编》在罗贯中小传的最后，仅列举了罗氏的三部剧作。可以肯定，在“至正甲辰”之前，罗贯中是没有创作小说的。据此，我们只能说这是元末明初的戏剧家罗贯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