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认定罗贯中创作了那些书，是因为书上题署着“罗贯中编次”字样，于是便联系到元末明初的剧作家罗贯中。知情如周亮工一语破的：“予谓世安有为此等书人，当时敢露其姓名者！阙疑可也。”（《因树屋书影》）本人不仅深以为然，并始终认为：是精明的书商策划出版了“罗贯中编次”系列。

　　元末明初产生不了长篇通俗小说，更产生不了像《三国志通俗演义》与《水浒传》那样的名著（详见拙著《<水浒传>源流考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但自宋元以来长期流传的其他艺术形式的“三国故事本”、“水浒故事本”、其他朝代的历史故事本却大量存在，有连篇累牍的平话，有单个的英雄传奇，有以某一人、某件事为描写对象的戏曲，有全国各地的说书等等。机智的书商在汇编成册，热心人、有心人在抄录成本，满腹才情而又长期沦落的文人在借题发挥、生发篡改，这些作品在民间、士人间口耳相传、暗中授受、不胫而走。直到有了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有了一个允许它们合法存在与传播的文化政策，这才终于有了重大突破，有了集各种艺术形式之大成的长篇通俗小说的脱颖而出，那就是明孝宗弘治年间。

　　据《明孝宗实录》卷63载，弘治五年五月，内阁大学士邱浚就搜集、收藏历代典籍及本朝图书给明孝宗上疏，“古今经、史、子、集，下至阴阳、艺术、稗官小说等项文书，不分旧板、新刊及抄本未刻者，系内阁开者，目录无有者及虽有而不全者，许一月以里送官。”“上纳之”！让我终于明白中国明代通俗小说为什么少撰著而多“编次”的原因了：是官方提供了这种方便，将各种版本集中一处，那些为之誊写、校对的有心人，那些掌握了这些抄录本的官吏，只要有兴趣、有传播之念，更或者有借此机会与书商联手赚它一笔的想法，将同一类型的小说故事予以编辑加工，集成一本长篇小说，那是不甚困难的。尤其是精明的书商，岂肯放过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或高价收买，或与这些掌握了抄本资料的联合，再予以分类、编辑、加工，一本本长篇小说便问世了。明代中期的郎瑛（1487-1566）对此大致清楚：“旧必有本，故曰编”（《七修类稿·三国宋江演义》）。标明“罗贯中编次”字样的几部小说，都先后产生在这一时期，产生于一个高明的书商的编辑出版策划里。

　　为什么说编撰者是书商而不是某个有影响的文人呢？其理由有五：

　　第一，如果是一个文学大家进行过系统的整理加工，小说的语言风格必然一致，而不会多种夹杂；只有急功近利的书商才会不管不顾，把同一形象不同风格的资料进行简单的加工拼凑，便付梓发行，这才出现前后风格不一的语言现象。如《水浒传》，几乎每一人物语言都有前后不一的地方。

　　第二，一个有才情的文学家编撰小说，不会出现知识性、常识性错误，否则就有损声望。只有贪财图快、嫁祸于署名人的书商才不会顾忌这些，不加考察，拼合就算。“罗贯中编次”系列中出现了大量为当代专家学者指出的知识性、常识性错误，只可能出自粗通文墨的说书人之口，书商不做认真修改就拼合起来，让这些错误广为流传。仍以《水浒传》为例，一如许多专家学者所指出的，存在大量地理方位、行政建制方面的知识性、常识性错误。

　　第三，稍有才情的作者不会重复自己的创作，他如果要写一个长篇历史小说系列，就一定会在翔实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编撰好各具特色的一个个朝代兴亡史。他会有意地、小心翼翼地在后来的作品中避免与前一作品雷同，以维持自己满腹才情的形象。如果后面小说中出现了前面小说业已出现的情节，实则说明江郎才尽，等于糟蹋个人名誉。只有赚钱的书商才会不顾忌这些，他们看准了有利可图，推出第一部以后紧赶着编辑第二部、第三部……在材料不够、字数不够的时候，不惜把前书中的情节一再重复。他们是毫无顾忌的，原就是冒名顶替，损的是人家之名，发的是自己之财。在“罗贯中编次”系列中，抄袭、模仿《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已有情节的现象不胜枚举。前辈专家学者多有论及（如柳存仁《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恰可说明非罗贯中所写。

　　第四，如果是一个小说家执笔，就不会出现形象塑造、情节设计的前后矛盾。只有以赚钱为是的书商，才会把出自不同作品中的同一形象组合起来，出现前后矛盾现象。“罗贯中编次”系列中的人物形象，都程度不同的存在这种情况，仍以《水浒传》为例，所谓三十六天罡，有的在上梁山之前与之后几乎判若两人。

　　第五，书商犯有任意增删的前科。我们说书商是不择手段的，他们所犯任意增删的前科，亦可作为任意编撰的佐证。这里只举一个例子，那就是光怪陆离的《水浒传》简本系列。傅隆基先生通过比较，从六个方面指出了书商的任意性：一是全书的脉络线索，二是回目的省并，三是文词的删削，四是情节的改篡，五是诗词韵文的增删改易，六是田、王故事的增补（《从“评林本”看〈水浒〉简本与繁本的关系》，《水浒争鸣》第5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既然如此，只要赚钱，还有什么是他们所不敢做的呢！

　　据此，有的书商精心策划出版了“罗贯中编次”系列说，已大致可以成立。但是，我们仍不禁要问：为什么署上“罗贯中编次”？这得从《三国志通俗演义》说起。

　　《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罗贯中编次”的滥觞，蒋大器参与了该书的策划，这是该书的序言告诉我们的：1、只有参与策划者才会那样清楚出版动机，即通过对“理微义奥”的“史之文”进行通俗化与趣味化的编撰，让更多的人阅读、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2、只有参与策划者才会为该书的畅销设计优秀的广告：“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3、只有参与策划者才会始终关注从“编次”到出版的全过程——“书成”、投向社会，产生了“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的效果，这才决定付梓出版。

　　       中国第一部长篇通俗小说完成之后，署名必须大费周折。在那个通俗文学大受歧视甚至让人身败名裂、祖宗蒙羞的年代，谁都不愿把自己的真名实姓署上去。亲手署上的不是托名，即是假名。后来的文人引以为风雅的笔名，其起始应该是这种无可奈何的选择。

　　为什么选中“罗贯中”呢？首先看中的自然是他的名声。元末明初市井文艺的主要形式是戏剧与说书。明代前期，在采取文化专制政策的同时，最高统治者也想到了依靠文人治理天下的重要性，采取了重用读书人、不为我用者杀的手段，差不多的读书人都弄去当官了。偶尔有那么几个被遗忘的、有那么一批陷在说书、演戏的圈子里没有资格当官的，已被文字狱弄得胆颤心惊，绝不敢言及帝王将相，更不敢创新。他们赖以糊口时采用的说书、演戏的底本，依然是前代遗传的话本、剧本，在这些话本、剧本中，又以元末的创作最新。元末动荡的岁月中有创作问世的作家不多，罗贯中居然有三部剧作传世，他因此自然而然地成了元末明初文艺界的名人，以他的名字编纂的书不就跟着响亮了！这是其一。还有其二，罗贯中生活的元末距明中叶业已100多年，托他的名，可以起到掩盖真面目、混淆视听的作用，即使陷于文字狱，也还有辩解的余地，到哪里找100多年前的罗贯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