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汉大地上,刘备带领十余万军民,扶老携幼,含辛茹苦,上演了“携民南行”的悲壮一幕。如此撤退,显然有违于“兵贵神速”的军事原则,对保存实力、避免曹军追击十分不利。故众将皆曰:“今拥民众数万,日行十余里,似此几时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敌?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刘备明知此言有理,却泣而拒之曰:“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行至当阳,果然被曹操亲自率领的精兵赶上,十余万军民顿时大乱。刘备在张飞保护下且战且走,天明看时,身边仅剩百余骑,不禁大哭道:“十数万生灵,皆因恋我,遭此大难;诸将及老小,皆不知存亡。虽土木之人,宁不悲乎!”(同上)这一仗,刘备在军事上一败涂地,而在道义上却赢得了极大的胜利。这种生死关头的自觉选择,在《三国演义》写到的各个政治军事集团领袖中是独一无二的,决非一般乱世英雄的惺惺作态所能比拟。从此,刘备的“仁德爱民”更加深入人心,并成为他迥别于其他创业之君的最大的政治优势。
其次,作品竭力渲染了刘备的敬贤爱士,知人善任。其中,他对徐庶、诸葛亮、庞统的敬重和信任,都超越史书记载,写得十分生动感人;尤其是对他与诸葛亮的鱼水关系的描写,更是具有典范意义。
历史上的徐庶,归属刘备的时间不算长,除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外,在政治、军事上发挥的作用也不算大,《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仅云:“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曹公来征……先主在樊闻之,率其众南行,(诸葛)亮与徐庶并从,为曹公所追破,获庶母。庶辞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遂诣曹公。”而在《三国演义》中,刘备一见徐庶,便坦诚相待,拜为军师,委以指挥全军之责。在先后打败吕旷兄弟、曹仁之后,刘备更视徐庶为天下奇才。而当徐庶得知母亲被曹操囚禁,辞别刘备时,刘备虽然难以割舍,但为顾全其母子之情,仍忍痛应允。分别的前夜,“二人相对而泣,坐以待旦。”次日一早,刘备又亲送徐庶出城,置酒饯行;宴罢,仍“不忍相离,送了一程,又送一程。”直到徐庶骑马远去,刘备还立马林畔,“凝泪而望”,甚至“欲尽伐此处树林”,原因是“阻吾望徐元直之目也”(第36回)。这些描写,尽管主要是为“走马荐诸葛”和“三顾茅庐”作铺垫,却足以见出刘备求才之诚,爱才之深,颇具艺术感染力。对于刘备对诸葛亮的高度信任与倚重,《三国演义》更是作了浓墨重彩的描写。历史上刘备请诸葛亮出山之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仅有一句话:“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而《演义》却以两回半的篇幅,精心设计,反复皴染,将“三顾”的过程写得委婉曲折,令人悠然神往。刘备初见孔明,便屈尊“下拜”;听罢隆中对策,先是“避席拱手谢”,继而“顿首拜谢”;乍闻孔明不愿出山,当即“泪沾袍袖,衣襟尽湿”;及至孔明答应辅佐,又不禁“大喜”。这些充满理想色彩的细节,把刘备求贤若渴的诚意渲染得淋漓尽致。诸葛亮出山以后,《演义》又充分突出其在刘蜀集团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竭力强调刘备对他的高度信任与倚重。我在《忠贞智慧,万古流芳———论诸葛亮形象》一文中分析道:
历史上的诸葛亮,尽管一出山就与刘备“情好日密”,受到刘备的充分信任;但他在刘蜀集团中的地位却是逐步提高的,按照通常的政治机制,这也是很自然的……然而,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却把诸葛亮写成一开始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权在握,指挥一切的统帅,大大提高了他在刘蜀集团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描写,大大超越了历史记载,使诸葛亮始终处于刘蜀集团的核心,地位明显高于所有文武官员,而又使读者觉得可信。刘备得到诸葛亮之前屡遭挫折,而得到诸葛亮辅佐之后则节节胜利,两相对照,读者不由得深深感到:刘蜀集团的成败安危,不是系于刘备,而是系于诸葛亮。
历史上的庞统,在刘备领荆州牧后归之,开始“以从事守耒阳令,在县不治,免官”。后经鲁肃、诸葛亮荐举,“先主见与善谭,大器之,以为治中从事。亲待亚于诸葛亮,遂与亮并为军师中郎将”。《演义》则在史实的基础上,发挥浪漫主义想象,写庞统刚投奔刘备时,刘备以貌取人,仅命其为耒阳县令;一旦得知庞统半日了断百日公务,刘备立即自责:“屈待大贤,吾之过也!”及至看了鲁肃的荐书,听了诸葛亮的评价,刘备“随即令张飞往耒阳县敬请庞统到荆州”,并“下阶请罪”,遂拜庞统为军师中郎将,“与孔明共赞方略”(第57回)。如此虚己待人,不能不令贤士感动。这种君臣遇合,鱼水相谐的关系,乃是千百年来知识分子最渴望的理想境界。
总之,宽仁爱民和敬贤爱士这两大品格的充分表现,使《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形象摆脱了以往三国题材通俗文艺中刘备形象的草莽气息,成了古代文学作品中前所未有的“明君”范型。
对于刘备的枭雄色彩,《三国演义》有意加以淡化,或者不写,或者来个移花接木。最明显、最容易被人想到的例子是“鞭打督邮”。按照《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和裴注的记载,历史上鞭打督邮的本来是刘备。事情的经过是:由于朝廷下诏,要对因军功而当官的人进行淘汰。正在当安喜县尉的刘备担心自己用鲜血换来的官职也可能保不住;正好督邮来到安喜县,准备遣还刘备;刘备前往馆驿求见,督邮却称病不见;刘备一气之下,带人闯入馆驿,将督邮捆起来,绑在树上狠狠打了一顿;然后解下自己的印绶,挂在督邮的颈子上,扬长而去。历史上的刘备原本号称“枭雄”,性格刚毅,此时又年轻气盛,受到欺辱时自然不愿忍气吞声,这样做也并不奇怪。但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为了把刘备塑造为理想的“明君”,便把此事移到张飞头上,这样既不损害刘备“宽仁长厚”的形象,又有利于突出张飞性如烈火、嫉恶如仇的性格特征,可谓一举两得。本文第一部分剖析的刘备枭雄性格的四个主要特点,《演义》着重表现了其坚忍不拔的毅力,对其机变权略也有所表现,这里不作详论。如此安排,自然是为了有利于突出刘备的“明君”形象,但也存在两个明显的弊病:其一,强此弱彼,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其二,过分淡化刘备的枭雄色彩,无形中降低了刘备作为刘蜀集团领袖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使这位历尽艰辛的开国明君少了几分英雄之气,却多了几分平庸之感。
三、多重视角,成功形象
长期以来,对《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形象,研究者的批评也不少。其中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两种意见。我们不妨对此略加讨论。
批评之一:“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