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英杰专栏
第一次鸦片战争不仅让一向以“天下共主”自居的天朝上国暴露了其虚弱不堪的本相，也让当时的许多“治世之能臣”一生的事业扫地以尽，如琦善、耆英、伊里布等等。当然，由于时运极为巧合等偶然的原因，有的人也因为同样一场战争而成就了万古流芳的英名，如几被后世尊为“神话”的民族英雄林则徐。
其实，围绕林则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表现，有很多是被后人所错误解读的部分。比如，当１８４０年６月下旬，英军远征军六七千人在海军司令伯麦和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兼全权代表懿律的率领下，先后抵达广东海面，他们并没有直接攻击禁烟运动的中心广东地区，而是只留了数艘战舰对广东海口进行封锁，之后，余下的大部队便舍弃广东而北犯福建、浙江、上海和天津的大沽口等地。
对此，我们的教科书长期以来都认定这是林则徐在广东积极备战的结果。正因为林则徐领导下的广东对英国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做了积极而充分的准备，才让英国人有所顾忌，不敢在广州滋事，而是避实击虚，选择骚扰准备不足的更北面一些的沿海地区……
可以说，这样近似完美的解读，一方面进一步凸显和强化了林则徐固有的高大形象；另一方面则暗含着侵略者都是“纸老虎”，并非不可战胜的逻辑，让我们这个失败者有了一种近似于阿Ｑ式的精神快感。
而且，如果我们回溯一下历史的话，我们会知道这样的误读，其实并非是解放后的新史家的得意之笔，而是其来有自。
还在１８４１年５月，林则徐刚刚获罪免职之后不久，广东民众在一份充满了使气斗性的檄文里就这样质问英军：“尔自谓船炮无敌，何不于林制府任内攻犯广东？”。
应当说，这种思想在当时还是非常普遍，很有些“民意基础”。因为，即使是官方和知识界也有人持这样的观点。茅海建教授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就说：１８４１年１月，闽浙总督颜伯焘和新任浙江巡抚刘韵珂，就不顾道光皇帝的忌讳，主张重新启用获罪革职的林则徐，其理由之一正是——“该夷所畏忌。”而鸦片战争之后产生的三部史著《道光洋舰征抚记》、《夷氛闻记》、《中西纪事》，皆谓林则徐在广东防备严密，英军无隙可乘，遂北犯定海。
众口一词，颇有些三人市虎的况味，但是，倘若衡之以当时的史实，则我们不能说，将英军没有直接进攻广东的原因解读为英军人害怕与林则徐交战，是违背基本史实的一厢情愿的误读。茅海建教授对此曾经旗帜鲜明地指出：“英军有着制胜的武力，绝非害怕林的武备”。
事实上，当时的英军之所以没有选择进攻广东，并不是害怕林则徐的武备，而是英国的军事行动的既定计划就是舍弃广东，撇开林则徐，北上清朝政治势力的中心地区，寻找比林则徐官职更高的官员解决争端。而一旦谈判不成，也将在长江下游和北方地区继续开战。
上述英国的整个战略可见于当时的首相巴麦尊给英国远征军的训令之中。其中的要点在郭廷以教授和茅海建等教授的著作中均有披露，综合其要点为：一是在珠江口建立封锁；二是占领舟山群岛并封锁该岛对面的海口，以及扬子江口和黄河口；三是在进至白河口（大沽口）后，向北京投递照会，如无满意答复，可决定进一步行动。
对照其后英军在中国沿海的行动，可以知道他们是完全遵令行动的。而英国当局之所以有如此的军事计划，蒋廷黻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认为：这是英国人不了解当时清朝的国情，如果他们了解的话，必然会找林则徐，“在广州与林则徐决胜负，因为林是主战派的领袖”。但对于林则徐而言，正是因为英军的这一“不懂中国国情”，给了他全身而退的一个绝好的机会，也于偶然之间成就了一个关于林则徐不可战胜的神话。因此，清史专家萧一山先在《清史大纲》里有这样的评述英国人没有进攻广东，那是林则徐的运气好，这“成全了林则徐的令名，而国事也就不堪问了”。言外之意，假若英国人的战略目标就是广东的话，那么，林总督的失败是必不可免的事情。
这样说并非危言耸听。
单从当时广东的军事实力而言，虽然林则徐充分考虑到了英国可能发动的军事行动，并为此积极备战，整军修武、充实水师、加固炮台、举办团练，但就其战略思想和军事实力而言，和浙江的定海、宁波等地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基本上都处在中世纪冷兵器时代的水平，用郭廷以先生的话就是，“所用武器不外弓、矢、刀、戟、藤牌、鸟枪、扛炮、喷筒”。这些武备与沐浴着工业革命阳光的英国人的“船坚炮利”相比，根本不在同一个级别上。对于这些落后的东西，英国人压根儿就没有放在眼里，自信“二艘军舰即可将其赶散”、“中国之敌外国不过纸上言语”。因此，从来就没有也不能有所谓的“惧林”之说。
实际上，以当时中国上层封闭落伍的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水平和中世纪的军事实力，无论是广东也好，浙江也好，直隶也罢，对于虎视眈眈裹挟着先进的西方文明而来的英国人而言，都是不堪一击，根本不在话下的。这一点已经被近代以来无数次中外纷争的结果所证实，自是毋庸讳言。因此，倘想在欧美列强环伺的“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谋求国家的独立和振兴，幻想指望中国传统的那些老办法是万万不可能的，非得痛下决断，洗心革面，别寻新法不可。
关于这一点，慢慢觉醒的林则徐是最清楚的。他在遣戍新疆的途中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曾经这样总结道——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炮，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唯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别的暂且不论，单凭这一点，我们这位林大人就具有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服善之勇”，犹然不失古君子之风。吾辈不必像蒋廷黻先生那样一味苛求贤者，说他一味明哲保身，明明看出了大清朝的疲弱所在，却“不肯公开提倡改革”，甚至说“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与时人奋斗”，云云。须知，一个时代的人只能做一个时代的事情，林则徐作为一个慢慢觉悟的中国人，他不可能超越当时种种主客观环境的制约，做出更加惊世骇俗的大事来。毕竟，战后的林则徐还是说出了类似的心里话，虽然他是在私人信件里面说的，但仍然弥足珍贵。与此相较，当世和后世那些顽固地认为英国人害怕林则徐，只要朝廷不将这位忠臣革职，那么鸦片战争必将完胜英国的论史者，其见识实在还远远不如当年这位正在迁戍新疆途中的６０多岁的老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