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1785—1850年），字元抚，号少穆，福建侯官人（今福州市）人，嘉庆进士。领导禁烟运动的林则徐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英雄，是一位卓越的开明封建地主，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鉴于林则徐在近代禁烟运动与抵抗外国列强侵略上的重要地位，过去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他的研究多数是对他禁烟活动，抵抗列强，学习西方科技、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和伟大贡献倍加关注，并且研究成果丰硕。但是林则徐生前与洪秀全等人创办的拜上帝会之间的联系，以往学术界却有所忽视，研究不足，成果甚少。至于说到他的西学思想与拜上帝会的西学思想碰撞研究，除一些学者在文章中提到林则徐丧命于赴广西镇压拜上帝会农民叛乱之外，尚未见到此方面的专门著述。笔者近来阅读较多著作及论文，发现两者之间有几个问题待商榷，此类问题的探讨不仅具有重要理论价值，而且也有现实意义。

一、林则徐思想西学成分与拜上帝会西学成分溯源                         　　

纵观林则徐的生平，他的官场道途转折于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1838年12月31日　）“命湖广总督兼兵部尚书衔林则徐钦差大臣驰广东，办理查鸦片烟事宜，广东省水师兼归节制”。^[1]而林则徐接触西方思想应该以他赴粤为始，用时间划分可为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1839年3月10日）“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州”，^[2]在此以前，他对西方的了解处于混沌状态。林则徐在湖广总督任上（1837—1838年），曾访鸦片的由来，由于无法接触外国的知识，他对鸦片的认识是幼稚的甚至是错误的。^[3]单单鸦片的认识就存在谬误，更不要提及西方科技文化。

林则徐抵粤后的一系列活动可以表现出其思想西学成分的根源：林则徐详考禁令，访悉近来情事及夷商轻藐所由来，目的是为知彼；同时延请通达洋事的名流学者，如张维屏、梁廷枏、俞正燮等人；此外，还有通晓洋务的地方官员，如彭凤池（原汉阳县县丞）、马辰（已革职回籍）等侦探夷情。道光十九年三月十九日（1839年5月2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奏折曾记载“有将洋馆工作之中国人撤退，添兵防守，不许洋人出入。”^[4]曾在洋人之处工作的中国人员是林则徐搜罗人才的首选对象，如：在外国商馆中服役的两个中国厨师，在美国传教士伯驾开设的眼科医院里工作的一些中国人招入行辕。^[5]以上可作为林则徐间接获取西学思想的途径。

然而直接获取西方思想主要是通过外国人在广州、澳门用中文版的各种刊物，包括小册子；并打破天朝的“禁区”，招集精通英文的翻译人才入幕，组织翻译外国人出版的书报。林则徐自知翻译人才的重要，其手下翻译人员，至少有四人。一个是在马来亚槟榔屿和马六甲受过教育的华侨青年——即魏源《海国图志》里收有译作的袁德辉，威廉亨德在马六甲时的同学；一个是在印度塞兰普尔受过英文教育的老年人——据说在北京四译馆供职，随林则徐南下广州；另一个是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康华尔住了几年的学生；还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曾在澳门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教育社”办的学校学习，1839年春应聘从澳门到广州，加入林则徐的幕府——即麦沾恩《中国最早的布道者梁发》（上海广学会重译本）中记载的梁发的儿子梁进德。林则徐不拘一格，选拔人才，通过他们的努力获取更多的西方信息。

更值得一提的是林则徐亲自向外国人了解情况，如：他利用外国传教士、商人、船长、和报纸编辑到镇口参观销烟的机会，询问各种鸦片、英国海军、汽船等情况；^[6]又如：利用英船“杉达”号遇风沉没，受难船员逗留广州的机会了解英、美、土耳其等国的地理、文化知识。^[7]林则徐探求西方知识是为反侵略斗争的外交活动制定政策方针时研究参考用的，正是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自己的西学思想。这种思想用他的挚友魏源的概括“师夷长技以制夷”尤为恰宜。

    拜上帝会，又称上帝教。创办时间1843年，创办人洪秀全、冯云山。“他们同意扫除一切偶像，将孔子牌位扔出学堂，然后在附近小溪中施行洗礼，作为净化自己和信仰耶稣的标志” 。^[8]这样看来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的举止与正式的基督教徒的确有相通之处。但给予拜上帝会较准确的定义章开沅先生在论文《从清史编纂看太平天国》中陈述为：“上帝教虽然受基督教很多影响，而且大量利用基督教的许多教义与仪式。然而却很难把它视为基督教的一支，它无非是带有某些基督教色彩的中国土生土长的民间宗教之一。”这里探寻其西学成分，追溯于洪秀全1843年最后一次广州应试落第后，所阅读传教士梁发的基督教布道小册子《劝世良言》。　　

梁发受基督教义于老马礼逊（1782—1834年），所著小册子包括六十八章，题目平常，内容多摘自《圣经》。《劝世良言》是拜上帝会宗教理论的根源，其中阐述的思想多被洪秀全接受和应用。

其一，浓厚原罪思想，“承认人性恶，是基督教的出发点，同时也是所有宗教信徒诡异的前提。在某种条件的诱惑下人们总倾向于办坏事，这是先天注定的，所以为了让人们认识罪恶并减轻罪恶带来的压力，基督教还特别设有专门忏悔仪式”，^[9]洪秀全对原罪思想是基本接受的，他曾经请求罗孝全为其行使洗礼，后来又自己施法，这都证明他企图通过忏悔这一形式消除内心的罪恶。

其二，“《劝世良言》中的灵魂不死观念也相当严重，这让处在负罪感中的太平将士很容易接受” 。^[10]同样的道理，洪秀全以及他的信徒们也已有负罪感，灵魂不死的观念在他们心中留着深深的烙印。

其三，“《劝世良言》中有众多道家厌世思想，佛教的避世思想以及许多对人生的消极看法” 。^[11]如此之类的思想符合中国人道德传统，因此处在时代背景下的下层人民漠然顺从。

其四，“最重要的是其中还有一些关于反省自身人生之路的说法” 。^[12]这些更是攻破洪秀全及信徒心理防线的锐利武器。

此后，洪秀全以《劝世良言》为基石先后写出“三原”（《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歌》、《原道觉世训》），劝人要作“正人”，为善积福，进一步阐发教义，奠定了拜上帝会的理论基础。然而拜上帝会的重要功能正是建立和加强信徒对领袖的膜拜，突出的是洪秀全的政治领导地位，实现其政治目的——反清①。“洪秀全的反清革命思想是一八三七年第三次科举考试失败梦游天堂后萌发的，一八四三年开始确立，并走上反清革命道路。几年中所写的宗教宣传品‘三原’和所做的拜上帝会宣传不能说是‘纯粹的宗教宣传’而是具有为起义而宣传、发动、组织群众的政治意义的伪装自己、待机而发的策略价值”。^[13]

二、两者西学异同之比较　　

首先是两者开始接触西学之先后的问题，这里暂且以时间为划分标准。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州于1839年3月10日，以前对洋事了解甚少的清朝皇帝和文武官员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作为朝廷要员的林则徐仅是“震于英吉利之务，而实不知其来历”。^[14]与之相比，1843年洪秀全最后一次应试落第以后，阅读了梁发的《劝世良言》，这是他接触基督教的开始。固然单以时间判断欠妥，但由此可以比较出林则徐接受西学在先。毋庸考证西学来源地相同，为当时中外贸易“十三行”所在地广州。

接受西学的主体林则徐、洪秀全二者均曾饱受中国传统教育“四书五经”的熏陶。林则徐进士出身，在“皇恩浩荡”的理念上一直官至湖广总督，“在1838年林则徐还没有和西方打交道的经验，他有着一个从来未犯过严重错误的人的强烈信心”。^[15]洪秀全也试图走“择优而仕”的道路，接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文化教育，从十六岁以后直到三十一岁（1828—1843年），十五年间他的经历主要是两项：应科和做塾师，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般读书人司空见惯的经历。然而，在1843年洪秀全最后一次应试回家病中，作了这样一首诗：“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通西北江山外，声震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他的思想迸发了。研究其诗，显然受到《劝世良言》的启迪。正是洪秀全选择《劝世良言》，选择基督教，才形成其领导革命的工具——拜上帝会。不妨再看一下林则徐的选择：学习西方国家的历史、地理、法制、鸦片生产和时事的知识；组织翻译《澳门新闻纸》和《新加坡新闻纸》、《孟买新闻纸》中有关中国的时事报导和评论；同时还注意搜集和翻译一些外国书籍，如：《华事夷言》、《四洲志》。二者选择的途径有所区别，选择对象上也有相异之处，这一点在探其根源时也有佐证。

同汲取西学之物，洋人持何种态度，两者对外以何姿态？以下主要从商人、传教士为出发点阐述：洋人对林则徐的态度大多归因于禁烟活动，洋商大加谴责：“这样专横跋扈处理问题的方法超越了中国人的权限。”^[16]相异，众多传教士有其见解“鸦片贸易使中国人道德败坏，并且严重阻碍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宣扬” 。^[17]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英国传教士的见解引发了1840年前英国国内发生激烈的反鸦片运动，然而经济利益的驱使终究冲昏了议会议员的头脑，挑起战事。传教士能在反鸦片贸易方面站在林则徐的一边，可见其理性的一角。此外，传教士布道传教的方式之一——与士大夫交游，用儒教学说诠释教义，达到反佛、排儒的目的。由此可见，传教士对林则徐之类的行政要员不单单是拉拢，更甚是要将之同化，成为其虔诚的附庸。不然就不会呈现出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主编的《中国丛报》说，“林则徐发现中国军事落后，需要一支常备军和正规海军等等”诸类文字。林则徐对传教士的态度，可以从清朝政府角度分析，“1844年法国公使拉萼尼将他们受到限制提请耆英注意，由他向皇帝上奏，得到恩准，于是将1722年以来镇压的敕令翻转过来。他对此事的努力，值得每一个基督教朋友和中国人的感谢和纪念” 。^[18]可见皇帝对已存在于中国的基督教表示默许，文武官员也只能宽容面对，林则徐也不例外。就林则徐个人而言，也曾借机向传教士咨询洋事，前文西学成分探源中已有佐证。拜上帝会的教主洪秀全虽三申五令杜绝外来的鸦片，可对外来的基督教却顶礼膜拜，其对传教士的尊敬毋庸置疑。早在1847年洪秀全曾请求传教士罗孝全为其行使洗礼，后来又自己施法。洪秀全的领袖地位被套上了神圣的光环，这使拜上帝会威慑住自己的同胞并迷惑住许多外国人。传教士对拜上帝会的反应多在金田起义之后，可以概括为简单的三句话：“极少数反对；少数怀疑；大多数欢迎和赞赏” 。^[19]然而，“欢迎和赞赏”的背后隐藏着目的性——从农民革命战争中捞得列强所需要的油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旧都（南京）落入任何一群叛乱者手中，当然是全世界所瞩目关心的事。但当知道那些叛乱者既是基督徒，他们不仅为中华帝国而战斗，而且对他们国内的偶然崇拜进行着十字式的斗争，人们的兴奋就是无法遏止的了。”可见洋商们已开始推测“叛乱”成功将对商业发生的影响，“兴奋”的丁韪良也在琢磨这个“叛乱”对扩广福音可能有的关系了。　　

林则徐与洪秀全摄取西学的趋向无疑上升至背道而驰的政治目的。倾向经世致用，比较重视现实的态度和作风，是林则徐探求西方知识的思想基础，而经世致用的方向从国内转向海外，则是外患日深的历史条件促成的。西方知识的探求必然与林则徐爱国御侮直接相连，封建顽固派和投降派是无法与之攀比的。而拜上帝会成立之始已被洪秀全灌输了“降世诛妖”和“除旧换新”的革命思想，他把清朝皇帝阎罗妖比作蛇魔大红龙，洪秀全本人就是“专诛灭此蛇”^[20]的。

综上所述，可归结二者西学思想相同之处：（1）思想来源地；（2）接受主体的思想基础；（3）多数传教士的态度；（4）对待传教士和商人的态度；（5）政治趋向性。相异之处：（1）接触时间先后；（2）接受的对象和途径；（3）多数商人的态度；（4）政治目的。笔者认为，两者存在相同归因于时代背景、历史条件的制约；相异则是由于阶级地位的不同造成的。更值得关注的是政治上的歧路必然导致矛盾的产生，矛盾的存在孕育了两种思想碰撞的可能性。

三、单方面的碰撞　　

    单方面的碰撞，即林则徐西学思想与拜上帝会相遇后，林则徐思想上产生的反应，不可以理解“碰撞”为林则徐单方面而言。换而言之就是林则徐处于主动地位与拜上帝会进行思想抵触。

    碰撞时间的界定，始于道光三十年九月十三日（　1850年10月17日　），“广西各地民众起义屡剿不灭，命前任云贵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颁给关防，驰驿迅赴广西，会同广西巡抚郑祖琛，提督张必禄、向荣督率藩司劳崇光，悉心剿抚。”^[21]止于道光三十年十一月十二日（　1850年12月15日　）“谕内阁：钦差大臣林则徐于驰往广西途中，因过度劳累，旧疾复发，在广东潮州普宁县病逝。”^[22]固然存在文书传递所需时间的相差，但已难加考证，笔者以为以上时间的界定较妥。林则徐的复出与咸丰皇帝的执政有直接联系，新任的皇帝及士大夫不相信堂堂天朝居然不敌区区岛夷。他们认为战争失败在于忠臣林则徐等人的抵抗主张没有得以实现，在于奸臣琦善、耆英等人一心畏夷媚夷，而穆彰阿在此时蒙蔽了道光帝。再者，林则徐个人才能出类拔萃，虽在鸦片战争中被革职发配伊犁，但于1845年释回，1846年任陕西巡抚，1847年任云贵总督。道光帝曾说他“洵能远振军威、以安边地”。此时六十六岁的林则徐也“自许可偿马革之志”，可不幸半路撒手人寰，单方面的西学碰撞也告终结。

证实碰撞的存在是必须的。以下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

首先，碰撞对象拜上帝会的理论基础“三原”已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形成。而学者们又公认洪秀全早期思想是指1837年——1848年这一时期思想②。且在“40年代后期，广东人洪秀全、冯云山创立的拜上帝会进入广西。拜上帝会有严密统一的组织和纪律，因而能够迅速发展，代替旧式组织而成为革命中心力量” 。^[23]因此笔者认为始于1843年的反清思想，在1848年《天平天日》宣布之时正式形成，可以苟同“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洪秀全、冯云山自广东回到广西紫荆山区，领导拜上帝会会员从宗教斗争转入实际政治斗争” 。^[24] 然而，1849年林则徐却因病开缺回原籍，错过两者可能双方面碰撞的惟一机会。

其次，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广西的乡绅们联合起来进京打搅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而1850年统治者们也正因广西之事焦头烂额。

    道光三十年七月十九日已酉（　8月26日　）   是日，天地会众二千人包围广西平乐府修仁县城，经激战，城陷。修仁距省城森林仅三百余里，全省，震动。

    二十九日丁巳（　9月3日　）   广西巡抚郑祖琛奏报，天地会攻陷修仁后数日又陷荔浦县城。本省兵力单薄，各处纷纷告警，请伤下邻近省份，选派得力兵勇，迅速来援。　　

    八月初八丁卯（　9月13日　）  咸丰帝接广西天地会连陷修仁，荔浦两县城之奏报，命两广总督徐广缙迅速赴广西，会同广西巡抚郑祖琛，广西提督闵正凤，合力剿办。先前调备之广东各标官兵一二千名，派员管带，分起兼程前往。命前任云南提督张必禄，迅速赴广西会剿。　　

    二十五日甲申（　9月30日　）   命固原提督向荣调补广西提督，驰驿前往，广西提督闵正凤调补固原提督，俟广西军兴事竣，在赴新任。谕内阁：著劳崇光速赴广西布政使新任。　　

九月初八丙申（　10月12日　）   广西各天地会军纷起，命湖广总督裕泰，湖南巡抚骆秉章于湖南选派精兵二千名，迅赴广西，听候两广总督徐广缙调度。又命贵州巡抚乔用迁于贵州选精兵二千名，以备调拨。[25]　　

以上是调林则徐赴广西之前官方的举动，清晰地显示出统治者对广西地区叛乱的极度重视。而上述多记述为“天地会”，实则多为拜上帝会。道光三十年（1850年）六月，洪秀全下令团营，十月间各路大军到金田集中达两万人。也有这样记载“秋九月，广西巡抚郑祖琛职。以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兼署广西巡抚，驰击洪秀全……冬十一日，钦差大臣林则徐疾击洪秀全，途卒潮州”。^[26]多记述为“天地会”只能是广西地区历史原因所导致。③ “1849年，洪秀全的追随者在广东西部惹起麻烦号称‘上帝会’北京当局不可能将他们和新教徒区别开来，后者在《圣经》译文中用的‘上帝’一词为这些被误导的人们所利用” 。^[27]由此证明：清朝统治者只能认识到拜上帝会掺杂的西学成分——基督教，而这正是他们望而生畏的。也是因此咸丰帝选择了既处理过洋务又镇压过农民叛乱的林则徐。历史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秀全士卒闻则徐至，散亡大半，有谋遁走入海者……自则徐死，洪杨之变不可遏抑矣”。^[28]

再者，林则徐个人心系国危，在《袁午桥礼部甲三闻余乞疾见赠，依韵答之》中写道：“澜沧昨岁音鸮革，珠海何年蜃气消。病榻呻吟忧未了，残灯孤枕警中宵”。 他带着君主的信任走马上任，仆从劝他劳累暂歇，却说：“二百里天雪窖，执戟荷戈，未尝言苦，此时反惮劳乎？”这是忠君爱国的动力驱使，正是他的满腔热情迫使其积极主动地与拜上帝会发生思想碰撞。

碰撞发生对林则徐直接影响使其途中大病不起，不否认存在行路劳累的因素，然而思想上造成的因素必然起着一定的作用。“在中世纪与近代之交，林则徐观念大变，既表现了御侮的民族勇气，又表现了接纳新知的开明，两者具有相同的光彩”。^[29]单方面的碰撞升华为林则徐个人思想上“同样的光彩”的互相冲击，他的心里因自我矛盾而遭受严重地创伤。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打击夺去了他的生命，然而，令后人忘怀的不仅仅是“创深巨痛唤起了改革旧物的最初意识”。^[30]因为“改革旧物”只是异质文化冲突造成的结果，而同质文化（西学思想）的碰撞造成的反思却因林则徐之死延迟了近半个世纪。终究升华的同质文化碰撞更能启人心扉。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人”。现今，谈及林则徐西学思想与拜上帝会单方面碰撞的意义令人深思：同处于中国由封建向半殖民半封建转型时期，追求目标“先进”西学，可二者道殊同归——逃脱不了各自的历史命运，以后的历史证明了一切。我们不得不牢记中国一步步论入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过程中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局限性。

余  论　　

    金观涛曾说：“如果我们去考察一个民族世世代代活动组成的历史长河，就会可以发现：虽然每一代人都有自己明确的目的，但在千百年的整体上却表现出某种盲目性。” 林则徐思想与拜上帝会中的西学成分都是盲目性的表现，而在那个“无组织力量” ④汇流的时代，单方面西学思想的碰撞也仅仅是一个“不虞现象⑤”。

参考文献　　

[1][2][4][21][22][25]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编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64页，第371页，第375页，第598页，第601页，第593-597页。。
[3] 杨国桢：《林则徐对西方知识的探求》，《厦门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第21-25页。
[5] [6]（美）裨治文、畏三思主编：《中国丛报》，第8卷，第637页，第77页。　　

[7]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21-326页。　　

[8] 章开沅：《从清史编纂看太平天国》，《江海学刊》，2006年第6期，第13-15页。　　

[9][10][11][12]禹石磊：《太平天国败亡的集体心理分析》，《史学月刊》，2006年第10期,第30-41页。　　

[13] 郑剑顺：《晚清史研究》，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26页。  　　

[14]中山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教研组、研究室：《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49页。  　　

[15]（美）费正清主编：《剑桥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页。　　

[16]（英）胡夏米：《对华战争是正义战争吗？》，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6页。　　

[17]（美）M．G．马森著，杨德山译：《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观念1840-1876》，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23—124页。　　

[18]（美）卫三思著，陈俱译：《中国总论》（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57页。　　

[19] 茅家琦：《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页。　　

[20] 金毓黻等编：《太平天国史料》，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86—87页。    　　

[23]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增订本）（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15页。　　

[24] 牟安世：《太平天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39页。　　

[26][28] 印鸾章编：《清鉴纲目》，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474页，第474页。　　

[27]（美）卫三思著，陈俱译：《中国总论》（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36页。　　

[29][30]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页，第61页。　　

注释：　　

①有的学者指出,洪秀全1837-1848年这段时间并没有反清思想,反清思想是1848年才开始的。他早期的拜上帝会宣传（如三“原”）没有任何推翻清朝封建统治革命思想，是“纯粹的宗教宣传”。笔者苟同　郑剑顺　先生的观点。　　

②一般学者认为始于1837年洪秀全第三次科举考试后梦游天堂，止于1848年冬洪秀全宣布反清革命态度的思想材料《天平天日》。　　

③广西天地会蓬勃兴起以后，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到二十九年（1849年）共四年，先后发动起事大小四十次。道光三十年（1850年）就起事三十次，对拜上帝会早期活动起着掩饰和支持的作用。　　

④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结构中无组织力量主要是官僚机构的膨胀与腐朽，经济结构中主要是土地兼并，这两股无组织力量汇合，互相促进，恶性发展。　　

⑤两百多年前，霍雷斯·瓦尔坡写了一个名叫《不虞国三王记》的故事。不虞国据说位于锡兰岛上，这是一个古怪的国家。在那里，你本来不找什么，可偏偏就会碰到；你想要什么，但就是找不到。什么事情都事与愿违。霍雷斯·瓦尔坡根据这个故事创造了一个词：“不虞现象”，用它来表示意外发现根本没有去追求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