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利用自己受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许以专折奏事的特权，通过一道又一道的奏折，将自己的变法主张献给光绪，作为朝廷推行新政的参考。此时的康有为，虽仅六品官衔，且无具体政务，但能通过皇帝将维新变法的主张自上而下加以推行，一百另三天中，发布新政诏令一百多件，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教各个方面。

康有为实际上已成为光绪的高参、智囊。如果变法能够成功，或许康有为还真能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但是，历史不允许假设，戊戌政变发生，康有为只好流亡海外。

十余年的流亡生活，康有为心念光绪，痴心保皇，组织保皇会，鼓吹君主立宪，武力勤王，反对革命，反对共和。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以后，他仍然痴心不改。他不满辛亥革命后所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创办《不忍》杂志，对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一切都看不顺眼，横加攻击；继续鼓吹将孔教定为“国教”，念念不忘其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企图寻找机会促成清帝复辟，以便实施所谓“虚君共和”的政治主张。当梁启超等人在出生入死反袁护国时，他却在大声疾呼拥清帝复辟。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后不久，康有为又在《上海周报》上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将其复辟主张公诸于世。

终于等到1917年的张勋复辟，他不甘寂寞，跳将出来，与张勋共同上演复辟帝制丑剧。戊戌政变后康有为的政治活动，完全逆历史潮流而动，成了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性人物。

康有为的参政议政，成就主要在戊戌政变前。他的一系列变法理论和主张，体现了他的治国才能，功不可没。他是一个思想家、政治家，而不是一个实干家，他的参政议政，言多于行。戊戌政变的发生，实际上已经宣告了康有为时代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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