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从事康有为的专题研究已有二十多年。一九九五年，他专门采访了当年曾跟康有为在一起的康的弟子、同乡吕振文的儿子，向他求证康有为的死因。他说，“你对于康有为的死因分析是正确的，他确实是被日本人毒死的。”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日这天，康有为在青岛英记酒楼出席一同乡为他举行的宴会时，吕振文也在座。当康有为喝了一杯橙汁后，脸色大变，直说难受。吕振文迅速用马车将康有为送回寓所。经日本和德国医生诊断，为食物中毒。三月三十一日凌晨四点三十分，康有为七窍流血，不久就死在了门生李微尘的怀中。

更奇怪的是，他死后才三天，他的三岁幼女康同令亦夭殇。几十年后，吕振文曾亲口对儿子说，他是从日本天皇身边的人那里得知日本人下毒这一确切消息的。(吕振文于一九三八年变节当了汉奸，成为日占当局控制下的青岛治安维持会九名委员之一。)因为康有为始终不同意溥仪跟着日本人走，曾一度与溥仪一起和日本人对着干，所以日本人对康有为怀恨在心，要置他于死地。

惨遭毁尸抛骨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全国到处都在“破四旧”，康有为的墓也惨遭破坏。

据从小就生活在凤凰山下的黄佳良老人回忆:一九六六年八月，青岛市某中学的“红卫兵”打着红旗，高喊着“破四旧，立四新”等口号，来挖康有为墓。他亲眼看到，被挖开的墓里，有一个照壁似的石头墙壁，高约一点五米，上面有四块独立的石头，刻有“国学大师”四字，每个字上都涂了红漆。石壁上方的平面，镶嵌着十多根两米长的石条。石条之间咬合严密，几乎不留缝隙，当初康有为棺椁就是由此处缒下去的。在石拱门前镶嵌着一块拱形石碑，高约八十厘米，厚约三十五厘米，黑色。

学生将此碑左上角砸掉，钻了进去，整座墓穴才被打开。康有为棺材木头为红松，约四厘米厚，带有搬动用的扶手。棺材被砸碎后，便露出康有为的尸骨。学生们从墓中拿出一串珠子，一把金锁。据说这把金锁是美国华侨送的，正面刻着“先天下之忧而忧”，背面刻着“国学大师”。康有为左右手中均有一枚金币，一枚为日本金币，另一枚为印度金币。还有一块玉佩。

康有为下葬时身穿中山装，但他的右脚边有一堆蟒袍玉带和许多清朝服装。蟒袍玉带上的金丝随风飘舞，有的就缠在墓外的槐树上。墓穴里还有一块小石碑，上刻康有为四子三女的名字。学生将康有为的骨头扬了一地。当时，坟墓前还有一石头供桌，长约一点五米，厚约八十厘米，雕有四条腿。供桌的后面就是石碑。

还有一位叫王集钦的老先生，是青岛市博物馆的副研究员。他在“文革”中冒着被打成保皇派孝子贤孙的危险，保存了康有为的颅骨以及一些墓葬品。他回忆说，当年他的外婆带着他母亲与姨妈，曾在康有为的“天游园”中一间平房里借住了两年，因而他对康有为有感恩之心。

一九六六年八月，红卫兵“破四旧”，康墓遭毁，康有为的头骨被“红卫兵”绑在棍子上，抬着游街示众。为了保护康有为的头骨，他提出将头骨收到博物馆内，作为“造反有理”的实物进行展览，得到他们的许可。展览结束后，他秉承“白骨不能朝天”的古训，趁乱将康有为的颅骨及遗物收到一个木箱中，钉好并收藏了起来。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日，他把康有为的颅骨及遗物上缴给了文物管理委员会。

“文革”结束后，从一九八○年开始，青岛市政府就重新为康有为选择墓地。后经省委领导批准，将新墓地选在青岛大麦岛北面浮山南坡的茅岭上，王集钦承担了设计墓、墓碑和棺匣的任务。他设计的康有为墓直径为七米，墓围墙高半米。棺匣长七十厘米长，为黑色有机玻璃制作，内衬丝绒。墓碑高二百二十二厘米、宽八十九厘米、厚三十厘米。

墓碑正面系康有为的弟子刘海粟题写的“康有为先生之墓”，墓前刻有刘海粟重新撰写的墓志铭:“公生南海，归之黄海，吾从公兮上海，吾铭公兮厉沧海，文章功业，彪炳千载。”对康有为的一生作了高度概括。

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七日，青岛市政府在浮山茅岭为康有为举行了隆重的迁葬仪式。王集钦跟康有为的二儿媳庞莲女士、孙女康保娥夫妇、外孙女潘庆照夫妇、刘海粟等一起，用红、黑绸带将康有为的棺匣缒入墓穴，刘海粟展读了颂词。从此，康有为的新墓又重新矗立在他所热爱的青岛的土地上，与碧海蓝天永处！

(摘自香港《大公报》 作者:戴永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