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晓棠 吴义勤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格局中，西部文学尤其是宁夏青年作家的崛起堪称一道奇特的文学风景。石舒清、陈继明、张学东……等等名字都曾无一例外地带给中国文学界以特别的惊喜。而在他们中间，从西海固走来的郭文斌，更是在短篇小说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并以其独特的乡土经验和叙事魅力赢得了文学界的青睐。他用质朴多情的笔调咏叹着清贫却又丰盈的西部乡土；用洁净隽美的笔触轻吟着深沉而又灵动的生命体验；用沉静深刻的哲思追寻着存在的形而上意味。他的短篇力作《吉祥如意》刚刚获得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评委给了这篇小说这样的评价：“以优美隽永的笔调描述乡村的优美隽永，净化着我们日益浮躁不安的心灵”。对郭文斌来说，他的小说有着对于西部“经验”的执着与坚守，他的小说不是对中国文学从“五四”以来的现代性叙事或启蒙叙事的简单重复，而是试图从乡土的变迁中发掘那些曾经被遮蔽和忽略的永恒的“美丽”，这些美丽可能来自不变的人性、人情，也可能来自民间的、文化的、自然的风俗或“西部的风情”，甚至来自粗糙、质朴的生活本身。但无论源自何处，郭文斌都对其赋予了诗性的情感与唯美的想像，并以一种少有的透彻和练达，不动声色地超越了生活本身，抵达了一个冷静而又充满温情的精神向度。李建军在《升华与照亮：当代文学必须应对的精神考验》一文中说：“西部叙事不能只停留在对西部的外部事象的琐碎、无聊、粗俗甚至下流的叙写上，而应该在超越的意义上观察和把握它，用作家的心灵之光照亮惨淡的现实生活场景。从根本上讲，没有对日常生活的琐屑和无聊的克服，就不会产生真正有价值的作品，作家就不可能赋予自己的写作以丰富的诗意和内在的深度。就此而言，写作即显示高贵与尊严的精神创造活动。它意味着升华，意味着照亮，意味着对庸俗的超越。”[1]从这个意义上看，郭文斌从《大年》到《吉祥如意》的一系列短篇小说，不仅显示了他个人风格的日渐成熟，而且也开创了西部乡土文学的新的感受、体验与审美模式，即用温暖的伤感和“霸道的温柔”一点点贴近人心，让读者去体味和融化“我们心中的雪”。
　　一
　　某种意义，“西部乡土”可以说是郭文斌小说永远的精神母题。他以一双忧伤而多情的眼睛凝视、感受与体味着“乡土”中的一切。他的小说超越了批判的眼光，他总是以感恩的心和宗教般的虔诚对待“乡土”，因而他笔下的乡土形象是多情的、唯美的、纯净的、感人的。正如一位论者所指出的那样，“郭文斌善以清新细腻、空灵飘逸而又略带伤感的笔调叙写记忆中的多情乡土”[2]，安静地描绘生动鲜活的乡村图景，在淡定的叙述中，所有的贫穷和苦难似乎都被消解了，只有朴拙的人性与大自然自在地融为一体，和谐而纯美。《吉祥如意》用散文化的抒情笔调将端午节采艾这个古朴的民俗叙写得绵密而温润，营造出一片祥和的诗意氛围。“在蒙蒙夜色里，有一种神秘的味道，仿佛真有无数的神仙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等着享用这眼前的美味呢。”作家透过五月、六月两个纯洁善良的孩子的眼光，传达着古老的天人合一、乐观通达。人性的美和自然的美交叠辉映，烛照着现代人的精神家园。 “六月很快沉浸到另外一种美好中去。那就是采。刃子贴地割过去，艾乖爽地扑倒在他的手里，像是早就等着他似的。六月想起爹说，采艾就是采吉祥如意，就觉得有无数的吉祥如意扑到他怀里，潮水一样。一山的人都在采吉祥如意。多美啊。”作家用独特的审美视角来观照乡土、民俗，将丰厚的审美意蕴融入到这副“吉祥如意”的乡村画卷中，从而营构出清雅淡远的古典意境。而所谓“境由心生”，这也许是小说创作的别一种境界吧。《大年》同样以儿童的视角切入，用亮亮和明明两个孩子的感受诠释和还原着一个张扬和丰满的“年”，展示着生命之初的动力和喜悦，也展示着人性、人情的美。“明明能够感觉得到，满院的春和福像刚开的锅一样热气腾腾，像白面馒头一样在蔼蔼的雾气里时隐时现。大家看着满院红彤彤的对联抽烟，说笑，明明和亮亮幸福得简直要爆炸了。”浓郁的年的氛围就在郭文斌诗化的叙述中渐渐变得饱满，美好。小说仿佛一个被遗忘在灵魂皱褶里的华美梦境，那些遗失的美好在作家看似不经意的平铺直叙中被一点点打捞，也打捞起了读者内心深处的情愫。“明明看了看父亲的脸，父亲的脸红彤彤的；看亮亮的脸，亮亮的脸也是红彤彤的。明明想，这也许就是年的颜色吧。”一个鲜活灵动的意境再次凸现出来，而正是这“年的颜色”让人们得以“诗意地安居”，重新发掘出人性的纯真和纯美吧。
　　对人类情感的书写与发现是文学永恒的母题，在郭文斌的乡土小说中，爱情和亲情仿佛忧伤的花瓣，静静飘零。《剪刀》作为一个“悲伤的意象”，不仅承载着无可奈何的悲凉，也寄寓了作家深深的同情与悲悯。而这种悲悯是内敛和隐忍的，就像落在心中的雪，有着某种不可言说的意味。《剪刀》是一曲爱情与亲情交织的生命悲歌，也是颂歌。小说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通篇几乎由朴素的对话连缀而成。而贫穷和苦难这些“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也只是作为凸显情感的背景。文本彰显的正是一个坚忍的男人和一个坚忍的女人之间的坚忍的爱情和亲情。情感的力量在这里得到了悲剧性的升华，简洁却震撼。“女人是在儿子放学之前动手的，用的就是那把剪刀。”所有的情感都为了最后的结局蓄势而发，钝重地直指人心。作家隐忍的悲悯也在这一刻得到释放，与读者一起沉到一种巨大的悲伤里，文本的弹性和张力也不言而喻。《我们心中的雪》则用感伤的笔触静静化解着纠缠的情感，将一个凋零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我”与杏花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却最终分开。多年以后，当“我”再次回来见到杏花时，“我的心窝子里一下涌上许多东西。伤感而又温暖，亲切而又疼痛。”那些遥远的记忆又回来了，而“我们”只能在回忆中取暖。别具匠心的是，郭文斌将这样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放置在“文革”这个特殊的话语背景中展开，戏谑中融入了一个时代的荒诞和悲凉。“我的心里是多么地甜啊，铁梅的红灯不左不右，偏偏照在杏花身上。那可是革命的光辉啊，就有无数金光闪闪的五角星鸽子一样在我心里啪啪啪地飞……”然而，爱情最终还是成为了心中永远都不能融化的雪，悄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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