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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书和一个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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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名人对于一个地方的深远意义，从张贤亮身上我们可以知晓。这次获得鲁迅文学奖，对于郭文斌来说，为他的思想光芒照耀宁夏这块热土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郭文斌对于银川是怀有深厚感情的，尽管他是30多岁才调到这里。在短短的几年中，他回报给这个接纳他、成全他的城市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惊喜，一浪高过一浪的掌声，一个又一个的大奖，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当然，还有他影响和带动起来的一大批同道和追随者，一个致力于公益事业的团队。
200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在市场调查的基础上，以市场书的方式出版了郭文斌的小说精选集《大年》，引起文坛高度关注。这是该社首次给本土青年作家出版市场书。受其热销业绩鼓励，该社又以每年一本的速度先后推出了他的散文集《点灯时分》，诗集《我被我的眼睛带坏》。2008年，又推出小说集《吉祥如意》、散文集《孔子到底离我们有多远》和由李建军先生主编的《郭文斌论》。
宁夏人民出版社副社长、评论家哈若蕙用“特别”二字界定郭文斌的小说创作在当代文学中的地位：“我一直挺坚持地认为，在定位上郭文斌更多的是一位特别的小说家。”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则称“郭文斌是个写短篇的行家。他的小说，有乡土般的淳朴质地，也有短文学特有的纯粹和干净。他写了忧伤，但不绝望；他写了苦难，但不自苦；他写了小地方人的情怀，但不狭窄；他写了美好的真情，但不做作。他的短篇，真的是一刀切下去，一切就清晰地显示出来了。”宁夏文联副主席、《朔方》主编冯剑华则在她的文章中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继《空信封》之后，近年来，郭文斌的散文创作也有了新的变化。评论家们集中地欣赏他的空灵的思维结构，诗化的语言追求和对生命情感体验的直接性和启示性特色。李晓虹曾在《寻找回家的路——为郭文斌的散文说几句话》中说：“如果说张承志笔下的西部草原是一个外来者用一双欣赏的眼睛去努力发现沉默着的人性；贾平凹的西部乡村是在对自然的写意中贯注一种情韵；刘亮程的乡村是一种哲学；那么，郭文斌是否在追求一种宗教，一种乡村的宗教？在生命的出发地，寻找并且挽留住属于我们却早已丢失的原初的生命的丰富和生动。”
郭文斌除了以散文和小说的形式影响着读者，他的诗歌作品更受青年朋友喜爱。诗集《我被我的眼睛带坏》一面世，从封面到内容都很让读者看好。对于郭文斌的文学影响力，朱世忠先生则认为：柔软是郭文斌获得鲁迅文学奖最突出的力量。他说：“这个世界纷繁复杂，各种审美观相互碰撞。浮躁已经严重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状态。沙尘暴危及客观世界，使我们对绿色充满了向往。心灵世界的烦乱和燥热也像沙尘暴一样迷离着我们的视线，影响着我们的价值判断，我们需要清澈的水、清新的空气、蔚蓝的天空和灿烂的阳光，郭文斌的文字之所以产生穿透力，是因为他的文字以润物无声的状态,用柔软的力量浸润人们的烦躁和零乱。”
郭文斌的每篇作品，都渗透了快乐和甜蜜，还有人性中最原始的温馨安详。作家用爱心滋润每个细节，这些细节像绿叶一样，轻轻摇曳，染绿我们的眼睛、染绿我们的心灵。用他特有的场能把人类自身所具有的真善美进行强化，从而引导我们靠进生命的本真。
这是他写在《黄河文学》一百期的主编寄语：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无疑是文化的要旨。在我看来，文化的作用和小麦、大米、土豆一样。如果我们把经济比作一座房子，那么文化就是房子中间的空气，虽然看不见它的存在，但是没有它我们就会窒息；如果我们把一个地区比喻成一只鸟，经济和文化就是鸟的两翼，没有文化的翅膀，鸟或许能飞，但是一定不能翱翔。文化是一个地区的血脉和精气神儿。
而文学，则是文化中最有温度，最有血有肉，最春风化雨，最润物无声的呼吸体。
◎一个人心里有没有岁月，有没有大地、有没有苍生，这也许是真文化和假文化的分水岭。
◎非常喜欢我们老祖先的一个词“种智”，它可以作动词，即种下智慧。也可以作名词，即智慧的种子，或者说是智慧的根本。智慧如此，美也同样。曾经以为和谐就是美了，后来发现它不是，它强调的还是形式。有那么一段时间以善为美，但渐渐地发现它仍然不究竟。后来找到“真”那里，觉得到家了。有一天仿古人意造了一个词：种美。觉得很得意。这个“种美”应该就是那个“真”。需要说明的是这个“真”和通常意义上我们讲的“真善美”的“真”不是等量概念。它是一个背后的东西，是时间之洋，原因之洋，也是[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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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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