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

    在小说写作上，郭文斌无疑是有才华的，但他肯定不属于一开始就“惊采绝艳”的斫轮老手。他的写作是渐入佳境的。这倒符合他的性格。他总是平静而友善地笑着，显得很是温和，温和得近乎腼腆和羞涩；几乎每一句话，都说得很慢、很认真，但又决不是那种缺乏定见的人。仁者近佛，智者近道；仁者讷言敏行，智者利口捷给。郭文斌显然属于近于佛而讷于言的仁者，属于那种很有慧根但通过“渐悟”得道的人。  
　　从主题内容和风格构成上看，郭文斌成熟的短篇小说，多是以诗意的方式，从儿童的视角表现丰富的情感内容和人生况味。这种“诗意化叙事”的特点有三：一曰美好的祝福感；二曰诗意的抒情性；三曰优雅的反讽性。  
　　伟大的小说家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他塑造出了真实的典型的人物，不仅在于他给读者提供了引人入胜的情节和耐人寻味的细节，还在于他通过积极的修辞行为，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对读者表现出健康而温暖的道德情感，显示出一种温暖的祝福感。虽然，像那些充满庄严感和使命感的西部作家一样，郭文斌的叙事面对的是人世间的艰难和坎坷，但是，他不是把苦难置换成恨世者的冷漠和敌意，而是将它升华为一种充满暖意的人生感受。如果说，比较起来，面对这样的生活场景，路遥的小说着力强化的，是陷入考验情境的人们身上的坚强和牺牲精神，那么，郭文斌更感兴趣的，则是人物在困难的境遇里仍然会有的欢乐和幸福感。  
　　豁达和乐观是西部人身上常见的一种精神气质。无论日子有多么苦，他们都凭着一种健康的天性坚强地生活着。《大年》就是这样一篇洋溢着乐观态度和欣悦心情的叙事诗篇。年节是这篇小说里的核心事象。对中国人来讲，过年意味着思念和祝愿，意味着还乡和团聚，意味着喜气洋洋的欢乐气氛。郭文斌的《大年》通过对备年饭、写对联、泼散、祭灶等民俗事象的叙写，通过明明和亮亮两个孩子的感受，细腻而真切地写出了年节将至的令人激动的热闹景象，写出了乡土中国日常生活中所蕴涵的欢乐和幸福。在小说里，人们的生活依然是贫穷和艰难的，但是，在彼此之间的尊敬和关爱中，即便是困窘的生活，也有了一种朴素而强烈的幸福感。小说里的两个孩子让妈妈吃糖的细节尤为感人。孩子的纯洁和天真，使他们能从微末的事情里，感受到生活中巨大的欢乐。他们兴奋不已地帮助爸爸写对联，“写成的对联房地上放不下了，房墙上挂不下了，明明就放到院里。不多时，就是一院的红。明明能够感觉得到，满院的春和福像刚开的锅一样热气腾腾，像白面馒头一样在霭霭雾气里时隐时现。大家看着满院红彤彤的对联抽烟，说笑，明明和亮亮幸福得简直要爆炸了”。  
　　在这里，艰难困苦仿佛是给生活淬火的净水——善良的人们之间如此相爱，使得他们从彼此的体贴和关爱中，体验到了如此多的幸福和欢乐。在这里，幸福的感觉，是从心灵到心灵的：“父亲一边哎哎地应酬着大家，说你们今年的头简直像好年成的麦穗子一样，一边低头看了一眼明明，用目光和明明说了好几句话。明明的心里就落起雪来。父亲说的是什么呢？明明没有去细想，明明只是觉得，被父亲看着的那一刻很幸福。明明甚至觉得，那就是年了。”  
　　祝福感作为一种美好的情感，往往会赋予作品一种充满诗意的效果。郭文斌无疑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自觉地强化了自己的小说的诗意性，或者说，抒情性。但是，有必要指出的是，郭文斌小说的抒情性和诗意性，不是通过一种直接的主观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而是通过平静的叙事渐渐地呈现出来的，具有内敛而深沉的特点。在他所有的短篇小说中，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吉祥如意》无疑最能反映他的这一特点。那么，这篇令人喜爱的短篇小说的诗性意味是如何获得的呢？它首先来自于儿童的单纯得近乎透明的内心世界，或者说，来自于他们对生活最简单、最朴素的态度。他们能从小到微不足道的事情里，感受到巨大的欢乐和无限的满足：“六月和五月每人手里攥着两角钱，蜜蜂一样在这儿嗅嗅，在那儿闻闻，还是舍不得花。直到集快散了，他们才不得不把那两角钱花出去。他们的手里各拿着五根花绳儿。那个美啊，简直能把人美死。”（《吉祥如意》）  
　　事实上，郭文斌这篇小说的主题，就是宣达这样一种充满诗意的生活理念：美好和幸福只能来自于对生活的纯真而又善良的态度，只能来自于一种“给予”的精神，正像小说中的娘所说的那样：“有些东西啊，恰恰自家人占不着，也不能占。给了别人家，就吉祥，就如意。所以你奶奶常说，舍得舍得，只有舍才能得，越是舍不得的东西越要舍。这老天爷啊，就树了这么一个理儿。”  
　　虽然郭文斌也注意在文体形式上营造诗意的效果，但是，他的作品的诗意和感染力，却还是更多地来自于孩子们的心情态度，来自于小说所表达的充满道德意味的主题内容。这就足以说明这样一个道理：文学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形式问题，而是一个本质上与人的情感体验和伦理境界有关的精神现象。  
　　然而，生活并不总是快乐的、幸福的。它有时实在是沉重甚至是残酷的。一部小说如果只满足于轻飘飘地叙述生活中的“幸福”和“快乐”，那么，它即使不是缺乏责任的，至少也是缺乏现实感和力量感的。所以，一个真正严肃的作家，总是力求完整地写出生活的丰富性和真实性。郭文斌的小说叙事虽然着力表现日常生活中的诗意和美好，却从来不回避生活中严峻的“另一面”，从来就不曾逃避向生活显示自己严肃的反讽精神。但是，他的反讽是有分寸、有教养的，写法则是巧妙机智、举重若轻的。为了不影响诗意的抒情效果，为了不破坏那种健康的祝福感，他选择了“旁敲侧击、点到为止”的写法。也就是说，他并不直接从正面来细致地写生活的苦难，而是在侧重于写坚韧和欢乐的同时，在关键的“瞬间”，凸显人物命运的悲惨和生活中的不幸。例如，《剪刀》写的是一个患了重病的“女人”，为了不再拖累家人，镇定地自我了断的故事。但是，郭文斌并没有不加节制地渲染血淋淋的细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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