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先生说天地境界，对我启发最大。据说，先生认为自己生平立说，其他什么都可丢，唯有天地境界说不能丢。先生叫世人要认识自己是宇宙的一分子，确乎是究竟至极之论，将永远有裨于世道人心，而且能推动科学思维的发展。但是，每读冯先生所论，又总是感到不满足，总觉得冯先生在这方面采佛道之说多了一些，而阐孔孟之旨则尚有未尽。同于大化，同于大通，同于大全……这确实是极高明的境界，足以破流俗而励清操。但是在“直到先天未划前”之后，仍然要“不离日用常行内，”在这方面，无论从逻辑上推论，还是在实践中观察，仍然可以有迥乎不同的两个倾向：一个是消极的，一个是积极的。而冯先生实在是太消极了些，他只是重复宋儒的话，在禅宗所谓“担水砍柴，无非妙道”以外又加了一句“事父事君，亦是妙道”。照冯先生所说，天地境界中人的所作所为与道德境界中人并无多大差别，差别只在其“觉解”高了一个档次。不但如此，冯先生还依宋儒之说，以天地境界来贬低道德境界中人之所为。他一面引孟子论浩然之气的话，“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承认这是天地境界中人语；一面又引朱熹的话说，“孟子所谓富贵贫贱威武不能移屈之类，皆低，不足以语此。”而我的看法是，天地境界中人正因为其觉解更高，其所作所为也应更高于道德境界中人。“千古艰难唯一死”，古今中外多少有德有才之人就因为过不了生死关而失德败行。而天地境界中人是不但勘破梦觉关而且勘破了生死关的，当然可以从根本上大大加强人知善的能力与行善的意志。可惜冯先生在这方面竟没有多少发挥，我一直纳闷，冯先生为什么不把“参天地，赞化育”作为天地境界的定义与目标。

　　所幸，冯先生承认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是天地境界。既然如此，我想我们不妨说，如果道德境界中人的行善只是出于社会责任感的话，则天地境界中人行善就应当出于“为天地立心”的自觉。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他的思想行动都要能推动人类历史合乎规律的发展，以顺应宇宙进化的大势。这个境界太高、事业太大，是一定不能如冯先生所说的那样“为无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的，也一定不是“只能顺受，不能斗底”。冯先生在其著作中所没有提到，而我以为最接近于天地境界中人之所为的，是《周易》所说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里一个“穷”字，一个“尽”字，一个“以至于”，都不是“大段着力不得”，而是要花大力气，下大工夫的，要如孔子所说“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直到死而后已的。正因为如此，才着得一个“命”字。这个命字，无论解作生命、命运、还是使命，都是天之所赋予者。我以为，只有如此认识才能说透天地境界的意蕴。

　　这样的天地境界才可以不被参禅谈玄、说油了嘴的和尚道士们拉虎皮作大旗。而且也只有如此，天地境界才能不但贯通作为中国哲学精华的道德哲学，而且包罗为中国之所短而为西方之所长的科学精神。总不能把牛顿和爱因斯坦这样穷究宇宙奥秘的大科学家排除在天地境界之外吧！立天地境界就应当真正在道德与理智两方面“立人极”。对天地境界中人来说，做道德的事与做理智的事都应当是冯先生所说的“替天行道”，在根本上是完全相通的，并不是两码事，不过如冯先生在论“才命”时所说，一个人为主客观条件所限，总是难以(或者竟不可能)得其全而已。

　　另外，如果天地要通过人来立心的话，也只有通过一个一个具体的个别的人。这与个人要“依照人之所以为人之理来生活”的思路也是不相容的，个人必须从“共相”中解放出来。冯先生的人生哲学把共性置于个性之上，不能不说是继承了宋儒之陋说。

　　我读书少，见道浅，如此立论，冯先生地下有知，不知能否首肯。不能忘记的是，即使我能补冯先生千虑之一失，也是受了冯先生启发的结果。

　　除了在一些哲学见解上不一样而外，我对冯先生处理人生问题的态度也有不同。大家都知道，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冯先生也跟着“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走了一阵。以冯先生平生陈义之高、任道之重，海内外不能无微辞。虽然如此，回想那天昏地暗，狂风暴雨挟排山倒海之势以来的岁月里，举神州八亿之众，能不盲从苟同而孤明独照者，屈指有几人？不少行辈年龄小于冯先生，精神体力强于冯先生，政治经验深于冯先生的共产党员，因为忍受不了而诉诸一死，其遗书遗言，甚至骨肉知交也不能辨析其真意，我们又何能求全责备于一个气血已衰的八十老翁。何况先生在此以前的二十年来一贯勉力于自我改造，一贯诚心地接受批判，也一贯努力想“阐旧邦以辅新命”。对横逆之来，除了“物来而顺应”外，实在也很难有别的选择。更何况冯先生后来处境之特殊，已特殊到“中国一人”的地步，可谓“蒲轮安车在其左，刀锔鼎镬在其右”。冯先生的选择不是不可理解的。

　　上面已经提到，我本来以为冯先生立天地境界采佛道之说多了一点。当此之际，冯先生想到的，是“与物冥而循大变”呢，还是“曲则全，枉则直”呢，还是“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呢？我想。

　　也许，先生一生以继往开来自励。在当时的情况下，先生一定也看到中国传统哲学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到了近乎灭绝的地步。斯文将丧，传灯何人？先生也许是想起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申论的“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的那番道理，于是下定决心，宁为伏生而不为辕固生了。一九八二年，他八十七年的时候不是还赋诗明志：“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吗？当然，这也只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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