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思慎取　却遭骨折

　　冯友兰是一代哲人，深思慎取是他的特点。他经常沉湎于思考之中。他的挚友金岳霖曾经幽默地讲过一则故事：“抗战初，清华教授们从长沙往昆明迁移，途经镇南关，当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别人都照办，只有冯友兰听了这话，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还没考虑完，已经骨折了。”

　　　
　　▲　校歌碑文寄情怀

　　西南联合大学，是抗日期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举校南迁云南联合而成。三所大学师生自长沙起，步行穿越湘黔滇崇山峻岭，来到昆明。一路充满抗日豪情，艰苦卓绝自不待言，其间感人故事甚多。

　　是抗日大目标，将三所原本风格不同、地域不同的大学凝聚在了一起。在昆明，冯友兰先生撰写了“西南联合大学校歌（调寄满江红）”：“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当三所大学即将返回内地，西南联合大学将成为历史时，冯先生还撰写了联大纪念碑碑文，其中曰：“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校歌中“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的信念，在铭辞中已成事实。纪念碑矗立在联大校址上。

　　▲　女儿的回忆“蜡炬成灰泪始干”

　　父亲最后10年的生命，化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书。学者们渐渐有了共识，认为这部书对论点、材料的融会贯通超过了三十年代的两卷本，又对玄学、佛学、道学，对曾国藩和太平天国的看法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还认为人类的将来必定会“仇必和而解”，都说出了他自己要说的话，一点一滴，一字一句，用口授方式写成了这部150万字的大书，可谓学术史上的奇迹。蝇营狗苟、利欲熏心的人能写出这样的书么？我看是抄也抄不下来！有的朋友来看望，感到老人很累，好意地对我说：“能不能不要写了。”我转达这好意，父亲微叹道：“我确实很累，可是我并不以为苦，我是欲罢不能。这就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吧！”

　　是的，他并不以写这部书为苦，他形容自己像老牛反刍一样，细细咀嚼储存的草料。他也在细细咀嚼原有的知识储备，用来创造。这里面自有一种乐趣。父亲著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做卡片，曾有外国朋友问，“在昆明时，各种设备差，图书难得，你到哪里找资料？”父亲回答：“我写书，不需要很多资料，一切都在我的头脑中。”这是他成为准盲人后，能完成大书的一个重要条件。

　　“有病要治，是因为书没有写完，等书写完了，有病就不必治了”

　　更重要的是他的专注，他的执著，他的不可更改的深情。他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不能行走，不能站立，起居需人帮助，甚至咀嚼困难，进餐需人喂，有时要用一两个小时。不能行走也罢，不能进食也罢，都阻挡不了他的哲学思考。一次，因心脏病发作，我们用急救车送他去医院，他躺在病床上，断断续续地说：“现在有病要治，是因为书没有写完，等书写完了，有病就不必治了。”　　

　　当时，我为这句话大恸不已，现在想来，如丝已尽，泪已干，即使勉强治疗也是支撑不下去的。而丝未尽，泪未干，最后的著作没有完成，那生命的灵气绝不肯离去。他最后的遗言“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就是用他整个生命说出来的。

　　 ▲　何止于米 相期以茶

　　冯友兰与金岳霖同庚。1983年，两位老先生在做88岁“米寿”（米字拆开是八十八）时，冯友兰写了两副对联，一副给自己，一副送金岳霖。给自己的一副是：“何止于米，相期以茶；胸怀四化，意寄三松。”意思是不能止于“米寿”，期望能活到“茶寿”（茶寿：是108岁，“茶”字上面“卄”是二十，下面也可拆为八十八），我为国家四化的实现而努力，意寄陶渊明抚松而徘徊的境界，并不计较现实的得失，意境很高远。给金岳霖的对联是：“何止于米，相期以茶；论高白马，道超青牛。”前两句同，后两句是对金岳霖逻辑和论道方面的赞叹：论辩比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要高；论道超过骑着青牛的老子。这对金岳霖评价很高。可惜不久金岳霖就去世了，没有能“相期以茶”，冯友兰自己也没能“相期以茶”，离“茶寿”还差13年。

　　 ▲　人之将死，其言也美

　　冯友兰写完《新编》第七卷时已是1990年6月，而到了10月他就去世了。写第七卷时作者双目已不能视，全凭口述，他人记录。一切考据、文献、辩析全靠作者的记忆，而全书展开条理谨然，文辞优美，实在是让人惊叹。冯友兰弟子涂又光在编《冯友兰选集》时曾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言也真，其言也美"，此评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