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哲学土壤贫瘠的国度。冯友兰则是20世纪为数不多的哲学头脑之一。他在学术上的黄金时代几乎全部在清华大学(包括西南联大时期)渡过的。他在《三松堂自序》中写道：“我们是靠着北伐军的余威进入清华的。……使我满意的是，这是个中国人办的学校，可以作为我的安身立命之地，值得我为之‘献身’，所以就待下去了，一待就待了二十多年，一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才被调整到北大。”(三联书店，1989年第二版，74页)冯从1928年到清华执教，这24年中间有18年担任文学院院长，对清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共同学术风格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枢纽性作用。最近，沉湮半个世纪之久的“清华学派”重新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话题。它给我们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进一步认识冯先生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上，清华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它一诞生就带着民族耻辱的印记。美国一些当权者用“庚子赔款”余额办这所留美预备学校，其本意是培养追随美国精神的文化买办，但大多数学生却与其愿望相反：“借助于他们的机械来创造我们的新文学。”(杨振声、朱自清：《中国文学系课程总说明》)即借用西方先进思想和科学方法论来创造我们自己民族的新文化。这条学术道路既区别于信守传统、拒斥外来文化的乾嘉遗风，也区别于全盘否定传统、主张西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在“中外兼通”的基础上重新阐释传统，建设中国特有的近代新文化，构成清华大学迥异于其他某些大学的学术追求。冯友兰认为：“清华大学的成长，是中国近代学术独立自主的发展过程的标志。”(《三松堂自序》，334页)

“清华学派”的旧事重提，起于王瑶教授。1988年，清华大学举行纪念朱自清先生逝世40周年座谈会。王先生的话题是从清华中文系于1952年被取消说起的：“为什么清华中文系就该被取消呢?应该看到，清华中文系不仅是大学的一个系，而且是一个有鲜明特色的学派。”他引用朱自清先生的话概括这一学派的学术风格：“朱先生在日记中提到要把清华中文系培养成兼有京派与海派之长。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微观与宏观相结合，既要视野开阔，又不要大而空；既要立论谨严又不要钻牛角尖。”“清华中文系的许多学者都强调时代色彩，都力求对历史作出合理的解释，而不仅仅停留在考据上。这个学派是有全国影响的，在社会上发生了很大的作用。”(《我的欣慰与期待》，载1988年12月6日《文艺报》)

接着，王瑶先生指出，这种学术风格并不是中文系独有的，它“大体上贯穿于清华文科各系的”(《我的欣慰与期待》，载1988年12月6日《文艺报》)。而且，朱先生关于清华学风的这些看法是和当时的院长冯友兰先生讨论过的：

“他曾和冯友兰先生讨论过学风问题，冯先生认为清朝人研究古代文化是“信古”，要求遵守家法；‘五四’以后的学者是“疑古”，他们要重新估定价值，喜作翻案文章；我们应该采取第三种观点，要在“释古”上用功夫，作出合理的符合当时情况的解释。研究者的见解或观点尽管可以有所不同，但都应该对某一历史现象找出它之所以如此的时代和社会的原因，解释这为什么是这样的。”(《我的欣慰与期待》，载1988年12月6日《文艺报》)

按照王瑶对于清华学派的介绍，我们可以将这一学派的核心思想概括为“释古”二字，即对中国的传统学术，不取两极对抗(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模式，也不靠“精华”、“糟粕”的两分法，而是通过解释学的方法，实现其创造性转化。解释的主要武器是西方近现代的思想和方法论。在操作过程中要求既严格符合历史的真实又要有新鲜的时代感，既要以思想指导学术，又要寓思想于学术之中；在风格上既严谨又不拘囿，既宏阔又不空疏；在方法上则强调包括训诂在内的实证方法。这种学术思想与学术风格，从纵的方面看，它兼融了“汉”、“宋”两学之长；从横的方面看，它为吸收一切外来的优秀文化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无疑，较之“信古”和“疑古”，或简单地将传统分为“精华”与“糟粕”，它具有更多的科学性和辩证法。
应该说，这种清华文科共同的学术风格，是在冯来清华前就已初具雏形了的。1925年国学院成立伊始，就追求在两个极端之间“允厥而执中”，既注意吸收西方思想之精华以改造国学，又要保持严谨治学的科学学风(参见国学院主任吴宓在开学日上的讲演，载《清华大学校史资料汇编》第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374页)。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及特别讲师李济均为此作出斐然实绩。1926年后，中文系、外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社会学系相继成立，大体上承袭国学院传统，兼重中西，并讲究科学、严谨的治学方术。这种学术风格与当时国内其他大学(如北京大学)迥然有别，卓然独成一家。但截止到冯友兰随罗家伦来清华之前，这种学风并未得到有意张扬，集团性优势尚不显著，作为一个学派只能说尚处幼年。

冯因是罗家伦的同学，来清华即担任校秘书长，属实权派。但冯加盟于“清华学派”是凭借他的力作《中国哲学史》。此书的写作肇始于燕京而终稿于清华。作者在自序中写道：“吾于写此哲学史时，对于中国古代史亦往往有自己之见解。积之既久，乃知前人对于古代事物之传统的说法，亦不能尽谓为完全错误。官僚查案报告中，常有‘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之语。前人对于古代事物之传统的说法，近人皆知其多为‘查无实据’者，然其同时亦多为‘事出有因’，则吾所须注意者也。”这段话已包括所谓“信”、“疑”、“释”，即尽信传统者为“信古”，起而“辨伪”指出“查无实据”者为“疑古”，而冯则要究出“事出有因”之“因”，即所谓“释古”。

该书的学术指导思想得到清华一些权威性教授的认同。当此书被列为《清华大学丛书》时，曾由陈寅恪、金岳霖两位专家审查。陈在审查报告中写道：“窃查此书，取材谨严，持论述精确……今此书作者，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宜其成系统而多新解。”(《审查报告》，见冯著《中国哲学史·附录》)

一语道出了冯书的特点。在冯之前，胡适曾有《中国哲学史大纲》，开“疑古”之新风，对中国哲学史的重建功不可没，但缺点是科学性较差，陈、金在评价冯书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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