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平

　　哲学研究到最后，都是在说不可说的东西。这一点似乎愈来愈成
为哲学界的共识。不过，对于如何说不可说，不同的哲学家则有不同
的看法。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说：“哲学将通过清楚地表
达可说的东西来指谓那不可说的东西”，“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
须保持沉默”。另一位哲学大师海德格尔主张用诗语言来达到逻辑语
言所不能达到的存在之真理。他说：“语言是存在之家，人居住在语
言之家中。思想者和作诗者就是这个家的看护人”，“诗人的语言是
最纯真的”。当代中国的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所关注的焦点之一也是
说不可说的问题，并且他的看法与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的
看法基本相同。不过，冯先生并没有故意说一些需要读者最后扔掉的
“无意义的话”，而是自觉地对他认为不可说的东西保持沉默。

　　众所周知，在20世纪上半叶，逻辑实证主义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
的拒斥形而上学的运动。作为同时代的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既没
有盲目地抗拒这场运动，也没有盲目地迎合这场运动，而是在这场运
动的基础上向前跨出一步。他指出，传统的形而上学都试图对实际说
些什么，肯定些什么，因而都是综合命题。这使得逻辑实证主义者们
错误地以为，如果一个命题不对实际有所断定，它就不属于形而上学。
但是，实际上，逻辑经验主义所拒斥的仅仅是坏的假的形而上学，而
好的真的形而上学不是综合命题，而是不着实际的分析命题。冯先生
就是要建立好的真的形而上学。既是形而上学，就要对那个逻辑上不
能说的东西说些什么。为了做到这一点，冯先生既不主张用儿童语言，
也不主张用诗语言，而是主张用逻辑语言。如何用逻辑语言说那逻辑
上不能说的东西？冯先生的作法是始于正方法而终于负方法，或者形
象地说，是烘云托月的方法。我们知道，中国画中的月亮往往不是被
直接画出来，而是画周围的云彩，然后留下一片空白便是月亮。冯先
生所说的正方法就是用逻辑的语言清晰地说些什么，相当于画云彩；
负方法就是沉默，相当于留下空白。例如，冯先生谈及重要的哲学观
念“宇宙”亦即“大全”时就是这样做的。他说：由于宇宙是一切存
在的全体，所以一个人思及宇宙时，他是在反思地思，因为这个思和
思的人也一定都包括在这个全体之内。但是当他思及这个全体，这个
全体就在他的思之内而不包括这思的本身。因为它是思的对象，所以，
与思相对而立。所以他思及的全体，实际上并不是一切存在的全体。
可是他仍需思及全体，才能认识到全体不可思。人需要思，才能知道
不可思者；正如有时候人需要声音才能知道静默。

　　冯先生逻辑地思考和谈论宇宙，最终是为了知道宇宙不可思和不
可说，然后保持沉默，通过体悟达到哲学的彼岸。冯先生还指出，在
西方哲学中，正方法即逻辑分析方法发展得比较充分，但负方法不足；
与此相反，在中国哲学中，负方法发展得比较充分，但正方法不足。
因此，中国哲学家学习西方哲学，但主要不是学习它的现成结论，而
是学习其中的逻辑分析的方法；借助于逻辑分析的方法来整理、改造
中国的传统哲学，使之清晰化和系统化。冯先生就是沿着这一途径发
展中国哲学的。

　　冯先生的形而上学包含四组命题，分别关于“理”、“气”、
“道体”和“大全”这四个中国哲学的重要观念。第一组的核心命题
是：有某种事物，涵蕴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简言之，有
某物必有某物之理。冯先生认为，这个命题可以从一个纯形式的逻辑
命题“如果甲，则甲”套出来，因而它也是一纯形式的命题。但是，
这一说法是有问题的，为此，冯先生在《新知言》第六章中，把“有
某种事物，必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中的“有某种事物”
改为“某种事物为某种事物”。在我看来，这并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改
进，而是其形而上学的出发点的改进。因为，“有某种事物”断定了
某种事物的存在，因而对于实际有所断定；而“某种事物为某种事物”
却没有断定某种事物的存在；后者实际上就是形式逻辑中的同一律
“甲是甲”，其真实性与甲的存在与否是无关的。如果我们把语言世
界称为“真际”，把既可说而又不可说的世界称为“道际”，那么冯
先生修改后的形而上学体系就不是他所说的从实际出发，而是从真际
出发；不是他所说的从实际推出真际，而是从真际推出道际。我的这
一看法更符合冯先生对形而上学的一般要求即：于实际不作断定，要
“空灵”而不要“拖泥带水”；也与冯先生对其形而上学的另一些看
法是相符的。如，冯先生多次谈到，在“理”、“气”、“道体”和
“大全”这四个观念中，只有“理”是可思或可说的，其余三个都是
不可思或不可说的。冯先生的新理学是从理谈起，然后谈及气、道体
和大全，而理世界就是我所说的真际，气、道体和大全这些既可说而
又不可说的观念就是我所说的道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