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1895.12.04～1990.11.26），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人。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923年夏，冯友兰以《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顺利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是年秋回国后，沿博士论文方向写成《一种人生观》。1924年又写成《人生哲学》，作为高中教材之用，在这本书中，冯友兰确立了其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开始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结合起来。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分别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1939年到1946年7年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新理学》（1937）、《新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转型期。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
2、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本是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哲学而用英文写就的，后有“法、意、西、南、捷、日、朝、中文译本”，且出版后几十年来，“一直是世界各大学学习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据说在西方大学中，凡开设中国哲学课程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第一本必读之书。这样一本书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已自不待言，而尤为可贵者，其对于今日中国的读者亦不失为一本教益丰厚的文化经典。李慎之先生常说：“中国人了解、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冯友兰先生是可超而不可越的人物。”其依据之一就是冯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之所以如此，我想有如下原因：1﹒书小容量大。与冯先生四百万言的著作相比，二十三万言的《简史》，不可不谓“小”，然而它又是“冯先生的哲学与哲学思想融铸的结晶。”冯先生在该书的自序里也说，此书是“小景之中，形神自足，非全史在胸，易克臻此。”故可谓，“择焉虽精而语焉尤详也”。2﹒视野开阔。以一本篇幅有限的哲学史专著，打通古今中外的相关知识，虽是蜻蜓点水，仍不失哲人洞见。特别是作者对现实问题的关怀，颇具“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爱国风范。3﹒文体畅晓。许多读者都有同感：读冯先生的书，你或许不同意他的某些观点，但你绝不会不明白他的观点。西人言，文体畅晓，其智乃见（Brevity is the soul of wit）。综此三者，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恐是学习中国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史的最好选择之一。
3、《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部分
　　《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部分写得十分简明扼要。这个总结部分，在我看来所有学中国哲学的人都应该注意。虽然写得很短，但是这位哲学老人显得很自信和乐观，正是他伟大的遗言和对中国哲学的伟大预言。《中国哲学史新编•自序》中说：“中国是古而又新的国家。《诗经》上有句诗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我要这个特点发扬起来。
　　这个“总结”很重要，可视为冯先生的“晚年定论”，无论功之者，罪之者，都能从中体会出很多东西。冯先生说过，他是用生命写作的，那么，《新编》的“总结”可说是生命的最后结晶，它不仅是《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总结，而且是冯先生哲学思想的总结。
　　4、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陈寅恪
　　窃查此书，取材谨严，持论精确，允宜列入清华丛书，以贡献于学界。兹将其优点概括言之，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谐，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庸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附会之恶习。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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