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样一个知识分子竞折腰的年代，不应该厚责冯、周的选择，如同无法指摘郭沫若、周扬的言行一样。对“四皓”冷嘲热讽的舒芜，在胡风事件中落井下石，不也同样为同是知识分子的读书人所诟病吗？这样说，并非一网打尽，“洪洞县里无好人”，也不是故意忽略正直刚烈的知识分子的存在意义——比如老舍、胡风、梁漱溟、陈寅恪的刚烈或坚韧，而只是想说明，尽管台下受害者与台上风光一时者、失意者与得意者、顺从者与反抗者，彼此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其实都是笼罩在时代大悲剧下的个人悲剧，都是在人家搭好并导演的舞台上或被动、或违心地扮演角色，并没有多少可供选择的空间。所谓“覆巢无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是也。像陈寅恪先生所推崇标举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在现代中国只能是一种不可企及的理想，所以，陈先生自己也无奈地说：“最是文人不自由”，学者之不自由亦如文人。
这里显然无法简单地以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脊梁骨不硬，或者膝盖软弱来解释。乱世之中，能够“苟全性命于乱世”已经不易，如果还想坚守自己的人格与尊严，也只有像傅雷、翦伯赞、老舍自杀那样选择“自绝于人民”。冯友兰曾经以“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来概括自己五六十年代的学术经历，细加揣摩，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以至痛心。林彪说过的极其霸道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也揭示了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惟一选择：放弃学术个性与思想立场，无条件地投身于社会改造的洪炉之中，接受脱胎换骨的洗礼。因而，事过境迁之后，自我盖棺论定曰“毕竟是书生”，既可以看作自我解释与辩解，亦可视为隐隐的忏悔与反省。若细加寻绎，里面其实还包含着一层耐人寻味的“书生”之傲气。说到忏悔，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自陈，过去三十年中“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不可谓不沉痛--冯氏此言，早于周氏十年说出，尤见可贵。
二书的价值当然不仅在透露出来的这些文革历程，虽然这或许是我们读后深思而感慨最多的部分。其实，这两部回忆录中讲述的家世、交游，从幼承庭训、求学异域到执教名府的身世经历，以及关涉的众多人事掌故，扩而及于身家之外的时代背景与社会风貌，多有足广见闻者。所以，他们的“八十自述”，虽然是“微小叙事”，但实在有助于我们把握近百年来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一“宏大叙事”。就此而言，二人的典型意义自是不言而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