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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冯友兰人物生平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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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喜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此弊至今日之谈墨学而极矣。今日之墨学者，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博者能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国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诚可为长叹息者也。今欲求一中国古代哲学史，能矫附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所以宜加以表扬，为之流布者，其理由实在于是。至于冯君之书，其取用材料，亦具通识，请略言之：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中国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昔人笼统认为一人一时之作，其误固不俟论。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而不知以纵贯之眼光，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或一宗传灯之语录，而龂龂致辩于其横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学之通识所致。而冯君之书，独能于此别具特识，利用材料，此亦应为表彰者也。若推此意而及于中国之史学，则史论者，治史者皆认为无关史学而且有害者也；然史论之作者，或有意或无意，其发为言论之时，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时代之环境背景，实无异于今日新闻之社论时评，若善用之，皆有助于考史。故苏子瞻之史论，北宋之政论也；胡致堂之史论，南宋之政论也；王船山之史论，明末之政论也。今日取诸人论史之文，与旧史互证，当日政治社会情势，益可藉此增加了解，此所谓废物利用，盖不仅能供习文者之摹拟练习而已也。若更推论及于文艺批评，如纪晓岚之批评古人诗集，辄加涂抹，诋为不通，初怪其何以狂妄至是。后读清高宗御制诗集，颇疑其有所为而发；此事固难证明，或亦间接与时代性有关，斯又利用材料之别一例也。寅恪承命审查冯君之作，谨具报告书，并附着推论之余义于后，以求教正焉。
（原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一九三零年本）
5 、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
冯友兰于1981年，以86岁高龄口述完成的《三松堂自序》，198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后，引起较大反响。由于绝版多年，书肆间很难访觅其踪，所以此次重印，无异新作，理所当然地备受人们关注。这本老境之作在冯友兰的著述系列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其一，对自己一生经历和他所生活的时代都有生动的记述，即作者自言的“忆往思，述旧闻，怀古人，望来者”，使我们全面了解其人其事；其二，作为卓然自成一家的哲学家，这里描述了自己的学术道路，剖析了学术思想变迁，按照“知人论世”的古训，读其书者不可不先读这本《自序》，亦即作者所言：“非一书之序，乃余以前著作之总序也。世之知人论世、知我罪我者，以观览焉。”其三，《自序》可看作一部“忏悔录”，对自己在过去三十年间接受批判、自我批判、改造思想的过程中，放弃独立思考，人格上失去自我的可悲际遇加以真诚的解剖。作者的人生道路与痛定思痛之际的反思，在一代知识分子中颇具典型性，因而具有普泛的代表意义。
巧合的是，另一位北大著名学者周一良的自传性质的回忆录《毕竟是书生》，也于同年刊行。虽然这两部书的体例和立意不尽相同，但并不妨碍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比对参照阅读。
人们很容易地将二人并论，不仅仅因为二位都是名闻海内的硕学鸿儒，对中国历史、哲学研究的学术成就为世人看重；还因为解放后，尤其是在文革十年间他们人生道路与命运颇多相似处。文革开始，二人都是“反动学术权威”，而被打倒在地，遭遇抄家、批斗、关进牛棚的命运。1974年因批林批孔运动而成立“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亦即人们熟知的“梁效”，其中就有冯友兰和周一良。这使他们过了两年多的“顺境”。“四人帮”倒台以后，一夜之间，梁效成员成了现行反革命。成员写材料，揭发，交代，大会小会相结合进行批判，审讯，斗争，用周一良的话来说，是“全套作法与‘文革’毫无不同”，可谓“以‘四人帮’之道，还治梁效之身”。
遑论当初，即使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中，“梁效”也依然是他们所归属阵营的难以洗刷的耻辱，犹如无数受难的知识分子是他们难以忘怀的记忆一样。更不要说“四皓”之不见容于清流横议了。舒芜有《四皓新咏》，其中二绝分咏冯友兰和周一良（另有两首分咏同为“四皓”之魏建功、林庚）：
贞元三策记当年，又见西宫侍讲筵。莫信批儒反戈击，栖栖南子是心传。
射影含沙骂孔丘，谤书筦钥护奸谋。先生熟读隋唐史，本纪何曾记武周？
《四皓新咏》在当年的学者圈中，颇多传诵或步韵和唱者，足见人心大快、敌忾同仇的情景。周一良还收到一位“老朋友”的匿名函，上面大书“无耻之尤”四字。对于自己在梁效班子里的活动，冯友兰和周一良都有事实陈述和辩解之辞。周的说法是：“其实几名老教授主要是起装点门面以为号召作用，同时供顾问咨询。”认为“几十年前古典文献的训练，今天居然服务于革命路线，总算派上用场，不免欣然自得，忘却疲劳。”因而深信“为人不作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冯友兰每次承蒙毛主席接见，都会事后感激涕零地献诗，如1962年的“怀人堂后百花香，浩荡春风感众芳。”1972年的“若有东风勤著力，朽株也要绿成荫”。按照今天的阅读感受而言，这等诗句直与前朝历代的御前文学侍从的阿谀奉承之词无甚差别。更有甚者，1974年发表的《咏史》组诗中的“则天敢于作皇帝，亘古中华一女雄”，多少有逢迎格外垂青于他的江青之嫌，也难怪时人对此嗤之以鼻。
在那样一个知识分子竞折腰的年代，不应该厚责冯、周的选择，如同无法指摘郭沫若、周扬的言行一样。对“四皓”冷嘲热讽的舒芜，在胡风事件中落井下石，不也同样为同是知识分子的读书人所诟病吗？这样说，并非一网打尽，“洪洞县里无好人”，也不是故意忽略正直刚烈的知识分子的存在意义——比如老舍、胡风、梁漱溟、陈寅恪的刚烈或坚韧，而只是想说明，尽管台下受害者与台上风光一时者、失意者与得意者、顺从者与反抗者，彼此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其实都是笼罩在时代大悲剧下的个人悲剧，都是在人家搭好并导演的舞台上或被动、或违心地扮演角色，并没有多少可供选择的空间。所谓“覆巢无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是也。像陈寅恪先生所推崇标举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在现代中国只能是一种不可企及的理想，所以，陈先生自己也无奈地说：“最是文人不自由”，学者之不自由亦如文人。
这里显然无法简单地以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脊梁骨不硬，或者膝盖软弱来解释。乱世之中，能够“苟全性命于乱世”已经不易，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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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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