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一九三零年本）
5 、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
冯友兰于1981年，以86岁高龄口述完成的《三松堂自序》，198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后，引起较大反响。由于绝版多年，书肆间很难访觅其踪，所以此次重印，无异新作，理所当然地备受人们关注。这本老境之作在冯友兰的著述系列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其一，对自己一生经历和他所生活的时代都有生动的记述，即作者自言的“忆往思，述旧闻，怀古人，望来者”，使我们全面了解其人其事；其二，作为卓然自成一家的哲学家，这里描述了自己的学术道路，剖析了学术思想变迁，按照“知人论世”的古训，读其书者不可不先读这本《自序》，亦即作者所言：“非一书之序，乃余以前著作之总序也。世之知人论世、知我罪我者，以观览焉。”其三，《自序》可看作一部“忏悔录”，对自己在过去三十年间接受批判、自我批判、改造思想的过程中，放弃独立思考，人格上失去自我的可悲际遇加以真诚的解剖。作者的人生道路与痛定思痛之际的反思，在一代知识分子中颇具典型性，因而具有普泛的代表意义。
巧合的是，另一位北大著名学者周一良的自传性质的回忆录《毕竟是书生》，也于同年刊行。虽然这两部书的体例和立意不尽相同，但并不妨碍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比对参照阅读。
人们很容易地将二人并论，不仅仅因为二位都是名闻海内的硕学鸿儒，对中国历史、哲学研究的学术成就为世人看重；还因为解放后，尤其是在文革十年间他们人生道路与命运颇多相似处。文革开始，二人都是“反动学术权威”，而被打倒在地，遭遇抄家、批斗、关进牛棚的命运。1974年因批林批孔运动而成立“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亦即人们熟知的“梁效”，其中就有冯友兰和周一良。这使他们过了两年多的“顺境”。“四人帮”倒台以后，一夜之间，梁效成员成了现行反革命。成员写材料，揭发，交代，大会小会相结合进行批判，审讯，斗争，用周一良的话来说，是“全套作法与‘文革’毫无不同”，可谓“以‘四人帮’之道，还治梁效之身”。
遑论当初，即使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中，“梁效”也依然是他们所归属阵营的难以洗刷的耻辱，犹如无数受难的知识分子是他们难以忘怀的记忆一样。更不要说“四皓”之不见容于清流横议了。舒芜有《四皓新咏》，其中二绝分咏冯友兰和周一良（另有两首分咏同为“四皓”之魏建功、林庚）：
贞元三策记当年，又见西宫侍讲筵。莫信批儒反戈击，栖栖南子是心传。
射影含沙骂孔丘，谤书筦钥护奸谋。先生熟读隋唐史，本纪何曾记武周？
《四皓新咏》在当年的学者圈中，颇多传诵或步韵和唱者，足见人心大快、敌忾同仇的情景。周一良还收到一位“老朋友”的匿名函，上面大书“无耻之尤”四字。对于自己在梁效班子里的活动，冯友兰和周一良都有事实陈述和辩解之辞。周的说法是：“其实几名老教授主要是起装点门面以为号召作用，同时供顾问咨询。”认为“几十年前古典文献的训练，今天居然服务于革命路线，总算派上用场，不免欣然自得，忘却疲劳。”因而深信“为人不作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冯友兰每次承蒙毛主席接见，都会事后感激涕零地献诗，如1962年的“怀人堂后百花香，浩荡春风感众芳。”1972年的“若有东风勤著力，朽株也要绿成荫”。按照今天的阅读感受而言，这等诗句直与前朝历代的御前文学侍从的阿谀奉承之词无甚差别。更有甚者，1974年发表的《咏史》组诗中的“则天敢于作皇帝，亘古中华一女雄”，多少有逢迎格外垂青于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