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友兰

　　我的原籍是河南省唐河县。祖上从山西省高平县来到唐河做一些小生意，后来就在唐河落户，成为地主。我的父亲于 1898年中了清朝的戊戌科的进土，后来在湖北做过知县。
　　我于1895年生，幼年在家里的私塾里读书。1910年到开封入了中州公学的中学班，1912年到上海入了中国公学的大学预科班。1915年毕业。毕业后考上了北京大学的文科中国哲学门。从此，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就成了我的专业。
　　我在上海上学的时候，有一门课程是逻辑学。当时懂得逻辑的人很少，教师教我们读耶芳斯作的《逻辑学纲要》。这部书的内容他也没有全懂，我就是自己摸索，并且照着书后面所附的练习题，自己练习。这当然不能使我完全懂得书的内容，但是我对于逻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由此进一步发生了对于哲学的兴趣。我认为逻辑学是哲学的人门，至少对于西方哲学是如此。有些人认为形式逻辑没有什么可以学的，三段论法的推理谁不会？有人还认为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是对立的。这些都是对于形式逻辑的误解。
　　无论如何，我对于哲学的兴趣是逻辑引起的。我对于哲学的入门，是逻辑引导的。以后我没有专门学逻辑，但是我对于逻辑的一知半解，帮助了我学哲学。
　　逻辑学引起了我对于哲学的兴趣。这个兴趣当然引导我喜欢西方哲学。当我在1915年投考北京大学的时候，北大的章程上规定，有三个哲学门：中国哲学门，西洋哲学门和印度哲学门。实际上已经开的只有中国哲学门。据说 1915年就要开西洋哲学门，当时我很高兴，可是人学以后，才知道西洋哲学门又开不成了，因为原来打算聘请的那位教授死了。在图书馆里有一书架英文和德文书，据说是那位教授的遗物。就是这一架外文书，其中有一大部分还是关于宗教的。我没有办法，只得进了中国哲学门。
　　但是三年的学习，对于我以后的工作，还是很有用处的。这三年的学习使我知道，于三家村中所教的那些专为应付科举考试的那些东西之外，还有真正的学问。开阔了眼界，增加了知识，练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基本功。
　　我于1918年毕业。毕业后，在开封一个中等学校教书。在开封也办了三个刊物，宣传新文化。我也是五四时代的人；可是没有参加1919年五四那一天的运动，也没有看见那一天的盛况。直到七八月间，我来北京参加当时教育部的留学考试，才看见了一些那一天的遗迹，听说了一些故事。
　　考试通过了，但因船期耽搁，12月才到纽约，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作研究生，这才有系统地学习西洋哲学。三年毕业，我作了一篇博士论文，这是三年的学习的成绩。
　　这篇论文于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用英文原文发表，题名为《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后来我用中文写出来，作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人生哲学》教科书，于1926年出版。《人生哲学》就是《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的中文本，只有最后两章是附加上去的。这两章是我于1924年写的一篇讲演稿。商务印书馆先已列入他们出版的《小百科全书》，题名为《一个新人生观》。《人生哲学》是我在20年代的主要著作。
　　我回国以后，本来想继续研究西方哲学史，作一些翻译介绍的工作。当时的燕京大学，叫我担任中国哲学史这门课，讲中国哲学。我在燕京讲，又在清华讲，多年积累，最后完成了我的那一部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这部书于1933年出齐。以后有朋友翻成英文，在国外发表。这是我在三十年内所作的重要著作。
　　这部书完成以后，我的兴趣就由研究哲学史转移到哲学创作。哲学方面的创作总是凭借于过去的思想资料。研究哲学史和哲学创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过还是有不同。哲学史的重点是要说明以前的人对于某一哲学问题是怎么说的；哲学创作是要说明自己对于某一哲学问题是怎么说的。自己这么说，总要以前人怎么说为思想资料，但也总要有所不同。这个不同，就是我在《新理学》中所说的“照着讲”和“接着讲”的不同。
　　我在4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总共写了六小本书：《新理学》《新世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这六本书我统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所谓“贞元之际”，就是说，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时期。当时我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了中国大部分领土，把当时的中国政府和文化机关都赶到西南角上。历史上有过晋、宋两朝的南渡。南渡的人都没有能活着回来的。可是这次抗日战争，中国一定要胜利，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这次“南渡”的人一定要活着回来，这就叫“贞下起元”。这个时期就叫“贞元之际”。
　　当时写这六本书，并不是预先有个计划。只是因临时所遇到的问题而写出来的。但毕竟是写出来了。这是40年代所作的重要著作。
　　西南联合大学的校歌是我作的，歌词调寄《满江红》说：“万里长征，辞去了五朝宫阈。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帧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颂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这个歌词，也表示了“贞下起元”的意思。
　　日本投降了。在西南联大解散，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北返的时候，在西南联大的校址，立了一个纪念碑。碑文也是我作的。碑文中的铭辞概括联大校歌的意思，说：“千秋耻，终已雪。见仇寇，如烟灭，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神京复，还燕碣。”校歌中的信念，在铭辞中成为实事。
　　日本投降后，原来翻译的我的《中国哲学史》的那位美国朋友，写信来说：他现在美国费城本薛文尼大学当教授。那个大学邀请我去当一年客座教授，一方面给学生讲中国哲学史，一方面同他合作，完成他的翻译工作。1946年暑假，我随同清华回到北京，完成了七年的心愿。随即从北京到费城。因为给学生讲课，我用英文写了一部中国哲学史讲稿。这部讲稿，在我于1947年离开美国的时候，交给纽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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