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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为学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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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出版社出版，题名为《中国哲学小史》。这部书有法文和意大利文的翻译本，但没有中文本。差不多同时，我的《新原道》也由一位英国朋友翻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题名为《中国哲学之精神》。
在西方，研究古代文化的，有希腊学、埃及学等。研究中国文化的称为“中国学”。这些学都是把它们所研究的对象作为博物馆里的东西来研究。这也难怪，因为在解放以前，外国学者来中国的，中国也无非是让他们看看长城，逛逛故宫。除了这一类古的东西之外，再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看。当时我有一种感觉，我在国外讲些中国的旧东西，自己也成了博物馆里面的陈列品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时我想，还是得把自己的国家先搞好。我想到王粲的《登楼赋》中的两句话：“虽信美而非吾土兮，夫胡可以久留？”
到1947年，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南京政权摇摇欲坠。共产党就要解放全中国。有些朋友劝我在美国长期居留下去。我说：“俄国革命以后，有些俄国人跑到中国居留下去。称为白俄。我决不当白华。解放军越是胜利，我越是要赶快回去。怕的是全中国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于是我辞谢了当时有些地方的邀请，只于回国途中在夏威夷大学住了一学期，于1948年2月回到清华，到12月清华就先北京城而解放了。
解放以后，我逐渐认识到，这一代“南渡”的人之所以能活着回来，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成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些真理家喻户晓，革命和建设的热潮空前高涨，各方面的进步，一日千里。
当时我想，在世界上中国是文明古国之一。其他的古国，现在大部分都衰微了。中国还继续存在，不但继续存在，而且还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是古老而又新生的国家。《诗经》上有句诗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我要把这两个特点发扬起来，我所能做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
这种企图，说起来很容易，实际上做起来就困难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要在长期的生活、工作和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专靠读几本书是不能懂得的，更不用说掌握和应用了。当时正在提倡向苏联学习，我也向苏联的“学术权威”学习，看他们是怎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学到的方法是，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为条条框框，生搬硬套，就这样对付，总算是写了一部分《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到第二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的工作也停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受了极大的摧残。
到了70年代初期，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又被别有用心地重视起来，来了一个假繁荣。在这个时候，不学习苏联了，对于哲学史中的有些问题，特别是人物评价问题，我就依傍党内的权威的现成说法，或者据说是他们的说法。这也是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的摧残。
经过这两次折腾，我得到了一些教训，增长了一一些知识，也可以说，在生活工作和斗争中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认识的。学术上的结论是要靠自己的研究得来的。一个学术工作者，应该是写的就是他所想的，不是从什么地方抄来的，不是人依傍什么样本摹画来的。在考试中间，一个学生可以照抄另外一个学生的卷子，在表面上看，两本卷子完全一样。可是稍有经验的老师，一眼就能看出来，哪一本卷子是自己写的，哪一本是抄别人的。
吸取了这个经验教训，我决定在继续写《新编》的时候，只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当然也有与别人相同的地方，但我是根据我自己所见到的，不是依傍，更不是抄写。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不等于依傍马克思主义，更不是抄写马克思主义。我的业务水平还不高，理论水平更低。我生在旧邦新命之际，体会到一个哲学家的政治社会环境对于他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有很大的影响。我本人就是一个例子。因此在《新编》里边除了说明一个哲学家的哲学体系外，也着重讲了他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这样做可能失于芜杂，但如果做得比较好，这部《新编》也可能成为一部以中国哲学为中心而又对于中国文化也有所阐述的历史，如果真是那样，那倒是我求之不得的。
这部《新编》，如果写成功，那将是我在解放后最重要的著作。我主观上是将以此书为中国的“旧邦新命”的历史的说明和现实的例证。这是极艰巨的工作。究竟如何，那就靠个人的努力及同志们的帮助了。
2000年10月28日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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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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