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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会出现的吧，但是拿人的尺度来看，这却还是相当的遥远。因此，是否会由于一个统一的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出现一个统一的普遍的哲学，还是以不忙作预断为好。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到了那一天，也会是冯先生所论证的一个“和而不同”的局面，各种学说争鸣齐放，也许比现在更加热闹，决不会是“一道同风”“万喙息响”的局面。不过中国哲学，就其最根本处说，实际上代表着中国人的原始观念与思想习惯，也就是中国文化的遗传基因，中国要现代化，要赶上世界先进地区前进的步伐，不在中国哲学中开发出其绳绳相继而又可以日新又新的精华来，是极难推动或者引导十二亿之众前进的。西方曾有哲人说过，“没有历史的民族是幸福的”；毛主席则说过，“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道理也许是一样的。无奈，中国不是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而是一个有着极大的历史负担的民族，因此也就不可能“从零开始”。唯一的办法是把负担化为财富，“化腐朽为神奇”。冯先生是深深懂得这个道理的，他一生孜孜兀兀力求继旧统而创新统，正是为了这一点。而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不妨套一个现代的名词，说冯先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虽然冯先生所树立的最高目标，并不是属于他所谓尽伦尽职的道德境界的“爱国主义”，而是知天事天同天的“天地境界”。但是他知道这两者是互通的。
为了全人类的提升，首先为了居住在一千万平方公里上的十二亿中国人的进步，同时也为了个人精神上的自我超越，我们有义务继承冯先生的遗志，开发中国哲学的宝库。
呜呼！哲人其萎，泰山安仰？览遗籍以慷慨，献兹文而悲伤。既薪尽而火传，将斯文之未丧！
首先，我很难说是认识冯先生的。生平只见过他老人家一面，那是在一九五六年底，我随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而他当时正在那里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专门来看总理。我也随着见了一下这位闻名已久的哲学家。事隔三十五年，纵然竭力回忆，也没有多少印象了。只记得他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的眼镜，留着一部大胡子。这时我已读过他的著作，知道他是讲究“气象”的，因此心里想，也许这就是“圣贤气象”吧。其他的，包括当时讲了些什么话，已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其次，我不是一个学哲学的人，可以说是直到近几年才有志于在这方面努力，为的也只是自己的安身立命，因此自问于冯先生所学知之甚少。看法当然是有的，但是也实在怕是以外行看内行，以浅议深，以小论大，难免于冯先生所常举的“瞎子摸象”之讥。
但是，我确实是受到了冯先生极大的教益。可以套孟子的一句话：“予未得为先生徒也，予私淑诸人也。”说起来，也有好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四十年代初。我在成都看到冯先生在抗战前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和当时正在陆续出版的贞元六书，可以说一下子就被引进了中国哲学的殿堂而震惊于其宏深广大。不过，我当时是一个以革命者自居的少年气盛的左派青年，正醉心于米丁的《新哲学大纲》一类的书，一面看冯先生的著作，一面也看报刊上对他的批驳，因此除了佩服冯先生知识之丰富与文笔之流畅而外，还谈不上对他的哲学有什么体会。
第二个阶段是一九五七年以后，我遭到了一场飞来横祸，有大痛苦，生大困惑，只有挤劳动之余不多的时间拚命读书以求解脱。当时，人家告诉我我的一切思想都是错误的，而我却既不能自非其非，也不能自是其是，无论怎样努力学习也不能澄清心里的混乱。有一天读到冯先生的书，里头有一句话说：“人们大多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却不知道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忽然有悟，然后再读书，再联系实际，思前想后，渐渐感到心里恢复了平衡和自主。我把这看成我在哲学上的第二次启蒙(第一次启蒙是一九三五年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
第三个阶段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批林批孔。当时，在我看来，是非很分明，背景的来龙去脉也不难看清楚，不料发现冯先生也加入了批林批孔的行列，于诧异惋惜之余，也趁当时号召大家读书“坚持数年，必有好处”的机会，又认真读了一些冯先生的书与中国哲学的典籍。虽然冯先生对之作了一些自我批判与批判，我却仍然非我所非，是我所是。恰恰是这个时候，我进一步体会到中国哲学的伟大力量。
第四个阶段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八十年代。这时，许多人的兴趣已由破四旧而渐渐转向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了，议论之热烈，意见之分歧，为几十年来所未有。我原有的兴趣当然也因之更加强加浓了一些。这时，我又一次感到冯先生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贡献之巨大。
许多朋友(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发觉，要对中国的传统经典有所钻研，首先还是要向冯先生请教。他的知识最广博，鉴别最精当，介绍最系统，解释最明白。这些，都增强了我早就有的一个看法：把四书五经作为基本教材的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在清末解体以后，中国人要了解、学习、研究中国哲学，一般来说，必须通过冯先生为后来者架设的桥梁。我常说，冯先生可超而不可越，意思是，后人完全可能，而且也应当胜过冯先生，但是却不能绕过冯先生。绕过冯先生，不但必然要多费力气，而且容易走弯路而难于深入堂奥。
冯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谈到，中国人在上世纪开始接触西方之初，曾不得不以中国的传统观念去解释西方思想，有似乎魏晋时代以佛学比附老庄之所谓“格义”。冯先生还认为，在西学东渐之时，谭嗣同是以中学比附西学，因为他懂中学多而懂西学少；严复是以西学比附中学，因为他先学西学而后学中学。两个人都是格义，而后者胜于前者，因为冯先生一向主张，中国近代史上的所谓中西之分实际上是古今之异。西方先东方近代化，因此是今；东方落后了一步，因此是古。谭嗣同以古释今当然不如严复以今释古。在我看来，冯先生是中国第一个对中国哲学做到了融贯中西、通释古今的人。当然，所谓格义本来是人类认识的通例，冯先生的工作也不可能完全避免，但是“万事开头难”，这个“第一个”是十分重要的。
据说，迄今为止，在西方的大学中，凡开中国哲学课程的，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是第一本必读书。我相信这是真的。因此，如果说中国人因为有严复而知有西方学术，外国人因为有冯友兰而知有中国哲学，这大概不会是夸张。
近年来，渐渐有些青年人意识到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所知太少和自己的中文写作能力之不足了。当有人问我有什么办法补救的时候，我的回答首先总是：读冯著《中国哲学史》。理由很简单，从冯先生的书里，他可以花最少的时间得到最多的信息。而且冯先生是一个运用语言的大师，在以白话文写哲理文章方面，其才能可以说是冠绝一时。冯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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