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夏局势刚刚和缓，宋仁宗便将范仲淹调回东京，升任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与枢密副使富弼、韩琦等人一道主持朝政。其后便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庆历新政。不管对于其改革的结果等方面的评价如何，起码我们从其一系列从措施中看到的始终是那个勤政为民范仲淹。他当时最为引起其他百官愤恨的一举就是选派了一批精明干练的按察使去各路检查官吏善恶。他坐镇中央，每当得到按察使的报告，就翻开各路官员的花名册把不称职者的名字勾掉。枢密副使富弼平时对范仲淹十分尊敬，这时见他毫不留情地罢免了一个又一个官员，不免有点担心，从旁劝止说：“您一笔勾掉很容易，但是这一笔之下可要使他一家人痛器呀！”范仲淹听了，用笔点着贪官的名字愤慨地说：“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哭要好吧！”
最终坚持了一年零4个月的庆历新政还是失败了。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贬到邓州。当他贬到邓州后，身体很不好，这时，他接到昔日好友 宗谅从岳州（今湖南岳阳）的来信，要他为重新修竣的岳阳楼作一篇记。洋洋洒洒数言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道出了他一生的追求和其为人为官的准则。
写到这我久久不能平息自己的心潮。每当提到范仲淹我就不得不想到另一个人－－林则徐。尤其是他所信奉的那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再很汗颜的想来，原来我也曾象自己所敬佩的这几个人一样的忧国忧民过。现在，只求老死温柔乡，醉入鸳鸯梦！也许这样要被人所深深的鄙视一番，对此么，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