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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生平

应该限制大官的恩荫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充任馆阁要职。
  (三)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为了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首先应该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这样,学生有真才实学,进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实了。
  (四)择长官。针对当时分布在州县两级官不称职者十居八九的状况,范仲淹建议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北宋州以上的一级监察和财政区划)检查地方政绩,奖励能员,罢免不才;选派地方官要通过认真地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
  (五)均公田。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认为,供给不均,怎能要求官员尽职办事呢?他建议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节为政;对那些违法的人,也可予以惩办或撤职了。
  (六)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讲穷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七)修武备,即整治军备。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召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可以节省给养之费。京师的这种制度如果成功了,再由各地仿照执行。
  (八)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另外,还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这样,便处处都没有阻隔皇恩的现象了。
  (九)重命令,即要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范仲淹认为,法度是要示信于民,如今却颁行不久便随即更改,为此朝廷必须讨论哪些可以长久推行的条令,删去繁杂冗赘的条款,裁定为皇帝制命和国家法令,颁布下去。这样,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经常变更了。
  (十)减徭役。范仲淹认为如今户口已然减少,而民间对官府的供给,却更加繁重。应将户口少的县裁减为镇,将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塥署,并为一院;职官厅差人干的杂役,可派级一些州城兵士去承担,将那些本不该承担公役的人,全部放回农村。这样,民间便不再为繁重的困扰而忧愁了。
  《条陈十事》写成后,立即呈送给宋仁宗。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员商量,表示赞同,便逐渐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 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间,政治局面已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精简;以往凭家势做官的子弟,受到重重限制;昔日单凭资历晋升的官僚,增加了调查业绩品德等手续,有特殊才干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科举中,突出了实用议论文的考核;全国普遍办起了学校。
  范仲淹还主张,改变中央机关多元领导和虚职分权的体制,认真扩大宰臣的实权,以提高行政效率。为了撤换地方上不称职的长官,他又派出许多按察使,分赴各地。按察的汇报一到,贼官姓名就从班簿上勾掉。富弼看他一手举簿、一手执笔,俨若无情的阎罗判官,便从旁劝谕:“你这大笔一勾,可就有一家人要哭!”范仲淹回答说:“一家人哭,总该比几个州县的人哭好些!”
  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往往和它遭到的反对成正比.大批守旧派的官僚们,开始窃窃私议。御史台的官员中,已有人抨击某些按察使——说什么“江东三虎”、“山东四伥”。范仲淹在边防线上的几员部将,也遭到秘密的调查,并遇到许多麻烦。欧阳修等“四谏”,企图撵走这些保守派的爪牙,另换几名台官。但他们很快发现,台官背后,掩藏着更有权势的人物。欧阳修本人,反被明升暗撤,离京出使河东。范仲淹预感到,事情绝不象石介颂扬的那么简单:改革路上,隐患重重;新政前程,也岌岌可危。
  庆历四年(1044年)仲夏时节,台官们忽然声称破获了一起谋逆大案。该案直接涉及的,是石介和富弼。仁宗不信会有这等事情。石、富二位,更觉莫名其妙。但是,台官却有石介给富弼的亲笔信件作证;而信中又隐然有废黜仁宗之意。石介对此,矢口否认.富弼未及辩诬,先已惶恐不迭。其实,此事纯为夏竦一手制造。从他被撤去枢密使职、并被石介斥为“奸魅”时起,便秘密买通婢女临摹石介的手迹。该婢临写之功,已非一日。
  此案一兴,蜚语四起;后来,甚至牵连到范仲淹改革的诚意,乃至扩大相权的居心之类。宋仁宗虽然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他开始动摇了,这时,宋夏之间已正式议和:政治危机,也大略消弭。仁宗对于改革的兴致,已渐冷漠和淡释。富弼为了避嫌,请求出使边地。范仲淹也自知无趣,带职去视察河东与陕西。
  宰相章得象和副相贾昌朝,当初曾附和过范仲淹的新政。但在实际执行中,他们却阳奉阴违。待到新政受挫,革新派遭诬,他们便立即转向。范、富离京之后,他们索性与保守势力联合,对范仲淹等人落井下石;并通过台官,制造新的冤案,将在京的革新人物一网打尽。
  庆历五年(1045年)初,曾慷慨激昂,想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全退缩,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范仲淹和富弼被撤去军政要职。实行仅一年有余的各项新政,也先后纷纷取缔。京师内外的达官贵人及其子弟,依旧歌舞喧天。范仲淹革除弊政的苦心孤诣,转瞬间付之流水。他被调作那州(今陕西彬县一带)知州,准备为这范氏祖先的发祥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
  6、为国为民 先忧后乐
  这年冬天,范仲淹已近五十八岁。边塞的严寒威胁着他的健康,他被允许移到稍暖的邓州(今河南省邓州市)做知州。此时,富弼已贬至青州(今山东省益都一带),欧阳修贬去滁州(今安徽省滁县等地),滕宗谅贬在岳州(今湖南省岳阳一带),尹洙则流窜筠州(今江西省高安附近),并备受凌辱。范仲淹经过申请。把尹洙接到邓州来养病,尹洙临终,极为贫困,他笑着告诉范仲淹:“死生乃是正常的规律。既无鬼神,也无恐惧。”
  其勤奋,正直,为国为民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国人。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品格也成为中华民族品德的代表。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已经熔铸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影响了千千万万人,成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其“先忧后乐”精神已成为一座不朽的丰碑,树立在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心目中。
  
范仲淹故事一则

  
  范仲淹担任邠州地方官时,有一天闲暇无事,带同僚属下登上高楼,设置酒宴,还没有举杯饮酒,看到有几个披麻戴孝的人在营造下葬的器具。范仲淹急忙派人去询问他们,原来是一个客居在邠州的读书人死了,准备埋葬在近郊,但是棺材、墓穴和其他送葬器物都还没有着落。范仲淹听后露出哀悼的神情,立即撤去酒席,并没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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