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7月，邓小平到黄山视察。张宝忠说，“那次，我们已经准备了滑竿，可他一定要步行上去。”邓小平手拄登山拐杖，精神饱满，沿着陡峭崎岖的山路，一步一步攀登而上，一路上还给大家打气。“气可鼓不可泄，我们一定要上去，我们一定能上去”，小平同志坚定的话语给了大家力量和希望。
1989年11月退休以后，邓小平选择了一种更安静的健身方式──做操。他自创的“小平式”保健操，扩胸、伸腿、舒筋骨，一招一式编排得很科学。
“我们要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
1990年，邓小平提出“申奥”设想之时，由法国人顾拜旦创立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已走过了近一个世纪，中国与奥林匹克运动历经了从疏离、隔绝到慢慢靠近、亲切握手直至热情拥抱的百转千回。正是邓小平有力地推动了艰难曲折的进程，是他的远见卓识与磅礴大气，令国人开阔了心胸和眼界，加快了重返国际体育舞台的步伐。
1958年，由于国际奥委会中有人坚持将台湾以“中华民国”的名义留在国际奥委会，中国奥委会愤然断绝了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1974年，邓小平复出，协助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分管的部门中就有国家体委。他对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说：“国际体育组织怎么能离开我们这么一个大国呢？对国际奥委会要进一步采取积极主动方针，我们要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
魏纪中，曾任中国奥委会副主席、2000年奥申委秘书长，如今已经年过七旬，对30多年前的这段往事记忆犹新：“我们与国际奥委会委员一个一个地谈话，遗憾的是就在刚刚有些进展的时候，国内陡生变动，我们的‘游说’也随之‘流产’。”不过，魏纪中认为这段工作“极有价值”，“我们结识了许多朋友，特别是争取到萨马兰奇等人的理解与支持，为后来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79年初，国家体委调整了争取在国际奥委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地位的策略，提出台湾可以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性体育组织，以与此相适应的名称保留在国际体育组织里。那时候，一些人对此持有不同看法。
国家体委的意见送到邓小平的办公桌上。“邓小平在文件上用红笔画了一个大大的圈”，魏纪中说，“这个圈圈重于泰山，令中国体育界欢欣鼓舞啊！这个圈圈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后来处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指明了方向”。
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通过“名古屋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
抚今追昔，魏纪中感叹不已。“如果不是小平同志的英明决策，中国不知道还要在奥运会的大门外徘徊多久，中国的运动员不知道还要荒废多少青春。台湾方面改名之后留在国际奥委会，这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恐怕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现在看来，小平同志画这个圈是胸有成竹，这种奥运模式正是一国两制思想在体育领域的体现。”
“体育运动搞得好不好，影响太大了”
为了增进中国与国际奥委会的了解和友谊，邓小平充分展现了外交家的魅力和风范。
1982年3月，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在北京会见了萨马兰奇。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与国际奥委会主席亲密握手，也是中国人民对奥林匹克运动的一次诚挚问候。
萨马兰奇提出，中国应该把过去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失去的东西赢回来，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他甚至提到了中国在某个时刻举办奥运会的可能性。萨马兰奇说：“邓小平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也是务实的人。他认为当时中国举办奥运会并不适合，但我们探讨了将来的可能性，他表示愿意等待。”
萨马兰奇记得邓小平还说：“今后我要尽量减少工作，让一些身体好的年轻人来工作，这是养身之道，也符合奥林匹克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