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初，国家体委调整了争取在国际奥委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地位的策略，提出台湾可以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性体育组织，以与此相适应的名称保留在国际体育组织里。那时候，一些人对此持有不同看法。

    国家体委的意见送到邓小平的办公桌上。“邓小平在文件上用红笔画了一个大大的圈”，魏纪中说，“这个圈圈重于泰山，令中国体育界欢欣鼓舞啊！这个圈圈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后来处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指明了方向”。

    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通过“名古屋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

    抚今追昔，魏纪中感叹不已。“如果不是小平同志的英明决策，中国不知道还要在奥运会的大门外徘徊多久，中国的运动员不知道还要荒废多少青春。台湾方面改名之后留在国际奥委会，这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恐怕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现在看来，小平同志画这个圈是胸有成竹，这种奥运模式正是一国两制思想在体育领域的体现。”

   “体育运动搞得好不好，影响太大了”

    为了增进中国与国际奥委会的了解和友谊，邓小平充分展现了外交家的魅力和风范。

    1982年3月，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在北京会见了萨马兰奇。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与国际奥委会主席亲密握手，也是中国人民对奥林匹克运动的一次诚挚问候。

    萨马兰奇提出，中国应该把过去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失去的东西赢回来，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他甚至提到了中国在某个时刻举办奥运会的可能性。萨马兰奇说：“邓小平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也是务实的人。他认为当时中国举办奥运会并不适合，但我们探讨了将来的可能性，他表示愿意等待。”

    萨马兰奇记得邓小平还说：“今后我要尽量减少工作，让一些身体好的年轻人来工作，这是养身之道，也符合奥林匹克精神。”

    两年后，邓小平又一次见到萨马兰奇。1984年10月，萨马兰奇应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5周年庆祝活动。“在天安门城楼上，邓小平对我说，中国能参与奥运会、世界锦标赛这样的世界性体育大赛，大大提升了中国人的尊严”，在萨马兰奇的记忆中，那一天邓小平非常高兴。

    的确，亿万中国人那时都沉浸在无比的喜悦之中。那一年8月，首次全面登上奥运舞台的中国代表团在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上一鸣惊人，夺得了15枚金牌。张宝忠清晰地记得，邓小平十分关注中国选手在奥运会上的表现，但凡有比赛转播，他场场不落，“兴之所至还会给体操和跳水选手打打分数”。张宝忠说，从电视中看到萨马兰奇将洛杉矶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挂到许海峰胸前，“小平同志非常兴奋”。

    在洛杉矶奥运会期间，邓小平对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说：“现在看来，体育运动搞得好不好，影响太大了，是一个国家经济、文明的表现。”此后，党中央很快制定并发出《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要求全党全社会重视加强体育工作。

    其实，就在国庆35周年的前夕，还有一件喜事令人振奋。9月28日，在亚奥理事会会议上，北京获得了1990年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的主办权。

    成功举办一次亚运会是申办和举办奥运会必要的积累，北京亚运会从决策到筹备的全过程，一直都得到了邓小平的鼎力支持。张百发记得，北京亚运会的筹办曾在社会上引发争议，有人甚至说这是“劳民伤财”。为了争取更多人的理解，张百发在京城四处演讲游说， “小平同志听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演讲，效果不错，就让工作人员找来录像带认真地看。随后，让家人拿出他一个月的工资，捐给了组委会。”

    1989年4月2日，邓小平和家人来到建设中的亚运村工地，参加义务植树日活动。在种下一棵白皮松后，邓小平仔细询问了亚运村的建设情况、工程进度、资金筹措、赛后利用等。他还特别问道：“北京亚运村比汉城奥运村怎么样？”工程负责人回答：“在绿化上比他们好。”邓小平对张百发说：“亚运会以后，所有场馆要对外开放，让群众到里面去健身。”

    1990年5月，在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场馆竣工之际，邓小平亲笔题写了“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馆名。

“最要紧的是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

    一次成功的盛会就是最好的教育。随着北京亚运会的圆满落幕，顾虑与质疑烟消云散。上至国家领导人，下到普通老百姓，人们对体育盛会的意义和作用有了全新的认识和估价。在亚运会的闭幕式上，观众席上打出了“亚运成功，众盼奥运”的大字横幅，邓小平的心愿正在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期盼。1991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

    张宝忠回忆说，小平同志讲话不喜欢长篇大论，他的“奥运思想”并没有留下系统的阐述，“但我记得，他在与有关人员谈话和打桥牌的时候，都讲了不少有关奥运的话。他认为奥运会是一个很好的窗口，可以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发展和变化，既可以展示竞技体育水平，也能展示中国的办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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