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李先念、汪东兴把毛泽东19日谈话的内容向邓小平作了传达。邓小平敏锐地预感到，他与毛泽东在对待“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分歧已经不可避免，毛泽东对自己已经有了成见，他将面临一场新的政治风暴，而这场政治风暴，对自己是不利的。但邓小平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已经对“文化大革命”有了深刻的认识，他对这种认识是不会改变的，是要坚持到底的。为了坚持自己的认识，他不怕失去任何东西，正如他自己说的：不怕第二次被打倒。于是，他毅然决定，把毛泽东19日的谈话，传达给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由政治局去讨论。23日，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19日的谈话，并决定，按毛泽东的意见，召开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讨论。27日，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联名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传达时，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同志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毛泽东批示“同意。”

　毛远新留在北京当联络员后，再次向毛泽东讲邓小平的坏话，使毛泽东对邓小平更加不满。毛泽东决定，让毛远新在小范围“帮助”邓小平

　　毛远新留在北京当联络员后，一开始还很谦虚，对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老同志很尊重。但是由于毛远新的身份特殊，工作特殊(当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别人对他也自然高看一眼。特别他等于是代毛泽东参加政治局会议，他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的是毛泽东的意见，因此，他似乎是毛泽东的代言人。这样，毛远新逐渐自以为了不起了。加上他是靠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在思想上是“左”的，与江青他们一致，与“四人帮”搞在一起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毛远新对“文化大革命”也是肯定的。在这一点上，他与邓小平是对立的。二人之间虽然此时还没有发生争吵，毛远新在政治局也没有表决权，但毛远新对邓小平是有成见的。11月2日，毛远新又一次向毛泽东汇报时谈到，邓小平从不谈“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路线不对。毛泽东听后，决心把他和邓小平之间的分歧挑开，让毛远新出面“帮助”邓小平。毛泽东在这次淡话中对毛远新讲：“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泽东又一次谈到刘冰的来信说：“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毛泽东进一步说：“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毛泽东还对毛远新说：“你找小平、东兴、锡联谈一下，把你的意见全讲，开门见山，不要吞吞吐吐。你要帮助他提高。”

　　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明显比上次严厉。毛泽东说刘冰等人的来信是冲着他的。在当时，反对毛泽东，是个重大政治问题。毛泽东还说，这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把事情上升到路线问题，就意味着要搞一场大运动。而且。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批评，语气也是十分重的。

 　　在毛远新主持的“帮助”邓小平的小范围会议上，邓小平与毛远新顶了起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邓小平的态度后，毛泽东决定把“帮助”邓小平的会议扩大至8人

　　11月2日上午毛泽东同毛远新谈的话，当天下午，毛远新就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把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召集到一起开会， “帮助”邓小平。毛远新倒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开门见山，一开始就以很大的、居高临下的口气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这段时间的路线不正确，在各方面都有复辟现象，是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一开始坐在那里默默地听着，他抽着烟，并不讲话。当毛远新再一次重复地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的路线不对时，邓小平把烟在烟缸中熄掉，沉稳而又坚决地反驳说，按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邓小平接着说，把生产搞上去，安定团结，是主席的指示，执行这个指示是对的。(1975年11月2日毛远新笔记)毛远新见说服不了邓小平，而在场的汪东兴、陈锡联只说些无关紧要的话，会没法再开下去了，就结束了会议。

　　第二天，也就是11月3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他与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开会的情况，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种态度，是有所预料的，他对毛远新说，“你没有精神准备，他也没有料到， 顶了起来。你有理，顺着不好，顶了他，这就叫帮助”。当毛远新问下一步怎么办时，毛泽东说，再开会，“帮助”邓小平，扩大一点人，让李先念、纪登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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