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连山下
作者:徐迟
二
书鸿出国,不觉已经十年。旅居巴黎的岁月,他始终是非常勤奋的。他用油画作为自己的表现手段,用小刀像抹黄油一样涂抹着颜料,在画布上涂抹了十年。与这同时,他研究造型艺术史和美学。离开了祖国,他感到自己的艺术形象创造力失去了依据。而艺术思维力却提高了,但也很不正常。他有了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思想,越来越深奥,实际是越来越糊涂了。
我们的画家在画廊上,在画展中,和我们的女主人公,一个年轻的女雕塑家叶兰相识。她是桐庐人。他是杭州人,生于柳浪闻莺之地的。
他们在赛纳河畔,波伦森林或卢森堡公园,说情谈爱,约有半年之久;也经历了一点儿小波折。我们的画家的性格却是非常宁静,稳重,真挚的。他又是可怕地固执的。叶兰觉得他那种深情深得不见底,有时使她害怕。但一个女人能得到这样深沉的爱情,多么值得骄傲!后来女雕塑家接受了他的笨拙的求爱。他们结婚一年后,就生了一个小女孩。
女雕塑家的性格却正好和我们的画家相反。初到巴黎时,她学花腔女高音,幻想着自己能成为红极一时,使整个欧洲拜倒在自己脚下的歌剧女伶。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后来她看清楚了,没有这个指望。她连在巴黎开一次音乐会的遐想也不敢有。于是,改学作曲。但兴趣不大。她跟我们的画家恋爱时,正在学雕塑,又崇拜菲底亚斯和罗丹,又崇拜台斯皮乌和玛郁。其实,她更崇拜的是她自己,青春美貌,无忧无虑,欢天喜地,聪明伶俐。一些留学法国的法学家也追求她。她嫌他们太乏味。要算她学雕塑的时间保持得最长久了。一直到婚后,她还在做雕塑。但很多雕塑都是未完成的作品。
画家这些年来,画着画着,画瓶花,画水果,画风景。自从塞尚以来,花果是永远画不厌,也永远画不完的一个变化多端的内在世界。山,水,云,树,风景,以及妇人,坐着的妇人,站立的妇人,卧着的妇人,簪花的妇人,穿绿旗袍的妇人,也是永远画不完的。他的素描基础很高,又因为头几年他临摹的功夫深,不断地有得意作品被选进沙龙,展出后博得美术评论家满口赞扬。他的可爱的小女儿降生之后,他画母与女,画了许多,尽画这些。却连自己也不明白,不知为什么,他的声誉越来越高,他的头脑越来越空。他在欧洲和美洲出了名。到处争购他的作品。
我们的画家,画这一切。从表面上看,他是很用心,也很有兴趣地画着它们的。但他的内心里越来越不满意,却苦闷了。只是因为性格的关系,你看不出来。不用说,叶兰并不能理解他。他是在怀疑,苦闷,探索。画得少起来了,研究和思索更多。对于绘画的买卖,绘画之成为收藏品否定了绘画的价值,这些方面,他想得多。另外对于绘画,中国古典绘画,西洋绘画,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和当代法兰西的绘画,他也有自己的一些正在形成着的,日益明确又日益糊涂的看法。对于中国古典绘画,自唐宋以后的山水画造诣之深,技巧之高,所表达的灵性之纯粹,他是叹服不已的。但尽管这样,他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满足。他总觉得,这只是绘画艺术的一支旁支,一条支流,山水画的支流,却流得很长。而唐及唐以前的人物画,可惜流传下来不多。只有文字记载,对它们无法作出判断。那倒应该是绘画艺术的正源。是的,那是正源。但流的不远,并未形成一条干流,且不知它流到哪儿去了?
欧洲的绘画,其历史实在太短促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宗教画、宫廷画是让人叹服的,但他也并不满足。说到造诣,技巧,其所表现的灵性,就远不如中国的山水画。他们年代不多,还不足以从传统的积累之中,达到那种境界。而没有到那个时候,没有到那个年纪,却想一步登天。这就出现了疯狂的作风。书鸿在巴黎的十年,正是现代主义猖狂一时,不可一世的时候,巴黎的画家,发癫一样追求新奇的表现。立体派、野兽派、达达派、印象主义和后期印象主义、未来主义、抽象主义、表现主义、机械主义、超现实主义,像万花筒一样,此去彼来。
我们的画家,绝不尝试这些画派和主义。他也不紧闭起两只眼睛不看。在巴黎,这是不可能的。他却为他们难受。专画瘦长人形的莫迭格利阿尼的悲惨结局,使他恻然于怀。梵高发狂而死,高更遁隐到大溪地岛上。他们两人的经历也使他忧伤。他认为,绘画绝不应该这样的下去了。不!不!不!生命不应该这样悲惨,这样狂暴,这样混乱,这样痛苦!这些近代的大师,连同毕加索,马蒂斯在内,虽然是具有某种令人激动的因素的,可是,绘画不能走这样的路,他们有着更多的,令人反感的,不可容忍的东西。他们都癫狂了,发疯了。
书鸿喜欢毕加索的早期作品。此人的青色时期的忧悒的画风,那时连苦难的劳动者的忧悒都很健康,很有力量;他的玫瑰时期的幸福梦想的画风,也还能吸引人。它们是对人生唱着颂歌的。可是,稍后,一些魔鬼的面具,一些可怕的丑恶的裸妇出现了。我们的画家对之惶惑不安,而且感叹不已。立体主义的毕加索把人间一切感情的题材,画成没有心肠的抽象结构和几何学图形。书鸿当然不能接受。以后,毕加索的画越发痉挛性地恶魔般地发展了。毕加索的奇怪,野蛮,令人呕吐的画风是整个巴黎艺术界的一个始作俑者,一个缩影。实质上,它反映了欧洲的当代颓废的社会。毕加索虽然无时不在追求,却自始至终不能够解释它。书鸿知道,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上帝要毁灭一个人,先使他发狂,快要有一个巨大的变动到来。这他早已预感到了。
"这是绘画变了质,"他指着毕加索的一幅著名的画《镜前的妇人》这样说,"实在令人嫌恶!"
女雕塑家蹙紧眉头。她穿着雪白的丝绸衬衫,围着一条彩色的丝巾,如此之年轻,焕发,可是竟然为毕加索的丑恶的妇人辩护:
"这是令人嫌恶的。可是,萨特说得好,最大的快感从嫌恶之中产生!"
我们的画家大吃一惊。萨特,这个虐待狂,太胡说了。什么话!书鸿有一整套绘画变质的理论。可是,在叶兰面前拿不出来。女雕塑家醉心于时尚。她大为不高兴。逢到这种情况,画家就不说话,努力于在别的事情上和她和解。女雕塑家也不敢过分地逼迫他,因为她知道这个男人的性格是很坚强的。她也知道他早已否定了那些奇形怪状的绘画。他从来也没有跟它们和解过。有什么办法呢?她也只好跟他取得暂时的调和。说老实话,如果不是时尚,她也不喜欢这种艺术。那算什么呢?
她喜欢她自己,她到了镜前,端详镜中。这个镜前和镜中的中国妇女,仔细地修饰自己的颜容,光艳逼人。她没有时间争吵了。他们要去博物馆长爱利赛夫的马丹(夫人)的沙龙(客厅)。那些贵妇人的沙龙是巴黎艺术家集中的地点。
他们有一辆颜色漂亮的雪铁龙汽车。叶兰自己驾驶它,驰过巴黎的林荫道。巴黎不但是一个很美的城市,而且是一个欢乐的城市。叶兰常常闹点这样的小情绪,幸亏像一阵风一样,很快就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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