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之脊
作者：王宗仁
第二章 忍者为强
我到沱沱河兵站去了一趟，那里海拔四千七百米。与其说我是去深入生活，不如说是要让高山反应对我进行一次考验。
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一位教授，向我提供了这样一个参照数：年龄的增长与高山反应的强烈是成正比的。如果说年轻人中有高山反应的只占百分之二三十的话，那么四十岁以上的人则可能是百分之七八十，甚至更多。
这使我想到了这样一个不容置疑的现实：我要写的这批领导者肯定是忍受着比年轻人多几倍甚至十几倍的高山病的折磨而在高原上坚持工作的。有这样一个数字，使我一想起来心里就颤栗：一九八五年以来，兵站部因各种高山病夺去生命的团以上干部就有十五人，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四十四岁!那天当我到格尔木陵园去寻找这些"早去的黑发人"的墓堆时，我的心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太遗憾了!这块墓地太大，不规则的墓堆又多又乱，且多数墓前没有立碑，只有枯黄的沙棘、骆驼刺在热风中悄然地摇摆着，一片死寂和荒凉。我实在难以找到他们的归宿地，只得含着泪水向他们三鞠躬，然后便告别了。
我终于"自投罗网"，可恶的高山反应彻底把我撂倒在沱沱河兵站了。狼狈极了，除了还有一口微弱的呼吸外，身上的其他部位都仿佛不是我的了。脑袋木登登的像要爆炸，所有关节都在发酸，不想吃任何东西，却想吐，哪怕走几步路都觉得头重脚轻，直打趔趄……
也许是有了这次高山反应的实际感受，我对那些在青藏线上奋战的战友们的崇敬之情陡增三分!沱沱河兵站站长关茂福是以抽烟而闻名全线的。不要说全青藏线，就是在全国，如果要举行"抽烟大赛"的话，他也蛮有资格名列前茅!
我永远忘不了和关茂福见面时他留给我的那个印象：双腿盘起，坐在我面前的地上，手里捏一支烟闷抽，一句话也不说。那脸色极不正常，不仅仅是黑，而且泛着一种不多见的红，还有一种不常见的黄，我真说不上来这是心脏有了毛病还是肺有了毛病后在脸上的表露。但我总觉得他有病，而且还不是小病。他不说话，只是用眼角的余光扫着烟头上的灰烬。转眼一支烟便抽完了，他又在接烟……
这能叫"采访"吗?我主动打破了沉默，问他一天能抽几盒。他说，没数过，反正三盒是打不住的。我又问："从什么时候开始抽上烟的?"他说："说不准了，大概是上山后不久吧。那会儿刚到线上，好像到了外国一样感到不习惯，他妈的!高山反应把我折腾苦了，咬着牙也忍耐不住。山上太寂寞，烦死人了!怎么办呢?于是，我想到了抽烟，用烟消愁，用烟解闷……"
这以后，站上的同志向我介绍了关站长的一些经历。他是一九七九年从北京总后通信团主动要求上青藏线的。当时本来是要调他所在单位的另外一个同志上山的。那人神经质，一听说青藏线上缺氧，呆久了人活不长，就死拖着不肯来。关茂福一向看不惯这种人，便找到领导说："他不去我去!"就这样上来了。十一年的时光他全是在昆仑山以上的地区工作的，其中有六年是在海拔五千四百米的唐古拉山机务站度过。他常对大家说，他是拍着胸脯上高原的，如果趴在线上不是太丢份了么?说来也怪，自从他抽上烟以后，高山反应反而离他而去了，他再也不存在不适应在高原上工作的问题了。但是，从此抽烟便成了甩不掉的黑影伴随着他，而且越抽越凶，以致变成了癖好。他可以不吃饭，不睡觉，但不能不抽烟。不久，他就有了咳嗽的毛病，白天咳嗽，夜里咳嗽，一边抽烟一边咳嗽。但他从没有想到过要减烟、戒烟……
我又问他："你的身体怎么样?"
他说："自我感觉良好，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说着，就又接起一支烟抽起来，没完没了地咳嗽着。我坐在一旁感到很难受。
另一个同志插话告诉我："别听站长瞎说，什么'自我感觉良好'?他有病，我们都这么认为。可他从来不检查身体，也很少去看。医生经常催他去检查身体，他说他不会有病，检查那玩艺儿干啥?不久前，兵站部派医疗队上线再次给大家检查身体，他又躲得远远的不露面。他就是这样，好像医生是他的天敌，他怕医生就像老鼠怕猫一样。他肯定是有病的……"
关茂福问："肯定?有什么凭证?"他狠狠地剜了人家一眼。
对方不再说话了。
我在沱沱河那天夜里，因为高山反应睡不着，早晨六点钟就起床了。刚走出客房，我就看见值班室门口蹲着一个人，嘴边闪着一明一暗的火星。我想：准是关站长!听人说他每天都起得很早，一起床就干活。就抽烟。他的饭量很小，每天抽的烟要比吃的饭多得多。
就在头天夜里，站上的丁医生以沉痛的口吻告诉我：前几天关站长出现了血尿，尿出的血足足有碗大一摊!大家劝他到格尔木去检查一下，他还是那句话："自我感觉良好。"当天夜里，他同样一直工作到两点钟。
各种名目繁多的高山病像枷锁一样套在青藏线人的脖子上，如果没有那种"我要活，我要干"的精神支撑着这些孱弱的躯体，他们随时都会倒在雪原上的。我的脑海里留下了多少这样的形象，我终生敬重这些形象!
镜头1：在西藏边境的聂拉木县境内，夜色沉沉，一盏喷灯吐着蓝色的、微弱的光焰。喷灯上放着小铝锅，锅里的面条在翻滚，却怎么也煮不熟。这儿海拔六千二百米，属喜玛拉雅山系，水的沸点为六十摄氏度，食品都是半生不熟地就下咽。
围着喷灯而坐的是兵站部副部长魏广坤、汽车某团副团长白信歧、汽车某团副政委李荣池。高山反应一点也不饶过这些虔诚的老兵，应该有的反应他们都有了，一个个显得疲惫不堪，面容憔悴。
魏广坤："生也罢，熟也罢，咱们都得吃点，要不身体垮了怎么完成任务?"
白信歧舀了一茶缸稀饭，用自制的小木筷在缸里捞了捞，硬硬的米粒根本不与水相粘。他把这缸稀饭递给副部长，又拿出了第二个茶缸……
原来，兵站部的三个汽车连队将要到这儿来执行任务。这是一条新路、险路，有"进来出不去"之说。三位领导便作为先遣队来探路。近半个月中，他们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每段路都要亲自踏勘、丈量，发现了四十公里的路面极窄极险，八十处搁不下汽车的两个轮子。他们与当地军民联系，修宽、铺平了公路。
荒郊野岭，风吹日晒，再加上高山反应的折磨，使三个老家伙变得简直像野人。
镜头2：他是管线团的营长，每天的活动范围就是上下唐古拉山的一百公里地段。十五年来天天如此。如果有一天脚板不在这山路上磨蹭，不见见分布在山中的战士，他就感到失去了什么，他就咽不下饭睡不好觉。说也怪!高山症怕他，从不沾他的身子，他可以大步流星地在山坡上追赶地鼠。终于有一天，也许是他上山后的第十个年头吧，他感到生活太单调，太枯燥，他很想见到妻子、儿子，做梦都想。可是，他们在数千里外的四川，见不着；怀念二老双亲，可是两位老人已经谢世，咽气前他也不在他们身边；他想逛逛都市的夜景，可是唐古拉山上除了风雪，还是风雪……
他烦躁过，诅咒过，没有什么用；伴随他的依旧是可怕的单调。于是从某一个早晨开始，他比部队早起床半个小时，跑步到江河源头的桥下，冲着积雪皑皑的山峰大声呼喊："我--爱--高--原"!一遍又一遍，一遍比一遍声音洪亮。他肆无忌惮地喊着，反正他的部属听不见，他们还在梦中。
每天这样呼喊过以后，他觉得心里很充实，日子也过得有意义了，不让他呼喊不行，因为他心里沉积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镜头3：青藏公路跨越过五千七百米的唐古拉山后的第一站，便是安多泵站。泵站旁边的山坡上有一个新堆起的小坟头，那儿长眠着副指导员张明义的不足两岁的儿子小龙。
兵站部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来高原探亲的所有小孩，都不得到格尔木以上地区去。因为前几年发生过好几起孩子被高山病夺去生命的悲惨事件。一九九○年春节前夕，张明义的爱人带着儿子从老家来到格尔木，住在招待所等候丈夫下山过团圆年。她几乎天天都打电话到安多，催丈夫快下来，说儿子想爸爸都快想疯了!张明义何尝不想早一天见到妻子、儿子?可是他不得不在电话里如实地告诉她："春节期间站里没有干部，我恐怕暂时还下不来。"
她失望了。最失望的还是儿子小龙，他从离开家乡那天起，就一直念叨着要见爸爸呢!
她为儿子着想，顾不得许多了，就悄悄走出招待所，站在格尔木路口拦了辆汽车，带着小龙到了安多。
张明义自然抱怨妻子的莽撞，但是当他看到妻子那渴望见到丈夫、儿子渴求见到爸爸的眼神时，心头的气便消了不少。站上的战士们也替她说话：
"副指导员，你也太少点人情味了。嫂子大老远跑来看你，难道就为了听你的一顿批评?再不要怨天怨地了，咱们大家欢欢喜喜地过年吧!"
张明义总算点了点头，他盼望着这个年过得吉祥如意……
然而，可恶的高山反应终于还是向正在世界屋脊上过新年的小龙袭来!刚过了初一，他就发高烧，并不断地说着胡话。张明义夫妻俩仿佛预感到孩子要发生什么不测，赶紧找站上医生给孩子打针，但打了针也没用，高烧根本不退。他们又张罗着将孩子送到拉萨或格尔木去抢救，但已经来不及了……
第二天，小龙就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妈妈抱着孩子的尸体不放，她绝对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是真的!她对着儿子的脸，一边哭泣一边说："龙儿，你没有去，你没有去!你睡着了，妈妈等着你醒来，你一定会醒来的!"
她把儿子的尸体整整抱了三天，也不肯放下。站上的同志也跟着她哭了三天。
张明义的心像被甲虫咬着了一样疼痛，他既不相信小龙会永远离开自己，又害怕听见妻子以及站上同志的那悲怆的呼唤和哭声。他强忍着内心的痛苦，还是劝说大家要"节哀"，要上班工作。谁也不听他的招呼，他只得拿上铁锹一个人到山上去给小龙挖墓穴……
这样的镜头还很多，它们留在我的脑海里，搅得我的心里没有一刻平静。
采访兵站部副部长包楚忠时，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兵站部范银瑞政委特地向我介绍过包楚忠的情况：心脏病，脑血管供血不足，高原性低血压……
他今年四十四岁，在兵站部领导班子中是最年轻的，去年才从管线团团长的位置走进了副部长的办公室。他要干想干的事情还很多，不少同事在他荣升副部长后羡慕地说："铺在包楚忠面前的是一条彩虹路。"可是他这一身病……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了这么多病的?"
"今年四月。当时我跟着车队正在线上跑，那天到了藏北高原的那曲镇，突然觉得不行了，心口疼，喘不过气来，浑身乏力。一量血压。低压四十，高压五十，我当场就昏了过去!兵站立即采取了急救措施，才没使我倒下去。然后又把我送到西藏军区总医院抢救，病情总算控制住了……"
他还告诉我：这么多的病不可能是一天就染上的。特别是在高原这地方，任何一种高山病都会纠缠你几年、十几年，到最后变得表象化了，也难以医治了。他说，几年前他就感到身上常常不自在，只是一直未向别人说过罢了。
我对包楚忠的情况还是了解一些的。他参加了修建格拉地下输油管线工程的全过程。管线通过唐古拉山上下一百公里地段的工程就是他担任副营长时完成的。他是总指挥，为"油龙"跨越世界屋脊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刻，我坐在他这间并不算宽敞的办公室里，却像走进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空间。
一千零八十公里的"油龙"仿佛就盘绕在这间屋里。不!整个管线的设计全长并不是一千零八十公里，而是一千零七十六公里；多出的这四公里是包楚忠一步一步量出来的!
那是一九七六年三月，管线施工进入最后一道工序：试压，埋桩。就是从管线的起点昆仑山口至终点拉萨，要对全部的管道进行试压，即最后的验收，然后封沟埋桩。这项工作的艰巨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能坐车，必须步行；二是要进行超负荷的手工劳动。无疑，又是一个硬仗摆在施工部队面前!
包楚忠站出来挑起了这副重担。
当时，在格尔木22医院工作的他的爱人毛玲，再有半年就要生孩子了。这之前，两人已商量好，他陪爱人回老家江苏度产假。基地指挥部的洪司令员得知这个情况后，当面对包楚忠许诺：试压工作过了唐古拉山以后，让他和爱人一起回家。这时占据包楚忠心头的已经是管线了，回家的事他没有更多地去考虑，只向爱人简单地说明了情况，就带领着试压队上线了。
这是一件多么细致、繁杂而又原始的操作!每八十公里为一个工作段，采用往管道里面塞球的办法，然后再打进高压气来判断管子的密封程度。有时，球进入管道打不出来，他们只好将耳朵贴在管子上面，一段一段地探听。事后，包楚忠开玩笑地说："我的耳朵都快要在管道上磨出厚茧子了。"埋桩的任务也不轻松，每公里一个桩，全靠用皮尺一点一点地丈量。管道从河里穿过，包楚忠就和大家一起下河；管道从山顶上跨过，他们就攀登高山。
有一次，他们干完活已经是晚上八点，回宿营地没有汽车了，几个人只好站在路边拦车。一辆又一辆汽车从面前驶过，就是拦不住。眼看夜幕越来越浓重，他们心急如焚，却没有任何办法。就在这时，一辆地方的车停下来加水，包楚忠走上前叫了声"老师傅"，好话说了几箩筐，司机却耷拉着眼皮理也不理，最后不耐烦地一挥手，开起车来颠了。无奈，包楚忠和同志们只好步行回营地。可以想象得出，在五千多米的雪地上已经干了一天重活的人，又要步行近五十里路，该会是怎样一种情景!回到驻地已是十二点多了，包楚忠正要铺床睡觉，忽然发现刚才那位地方的司机恰好在他们的宿营地借宿，几个战士正说说笑笑地给他烧火做饭呢!包楚忠心里的气不打一处来，他走上去还没有说什么，那人就赶忙站起来，耷拉着脑袋，摆出一副听候受审的可怜相。包楚忠强压着心头的火气，只说了一句："你呀，你今晚吃了我们的饭，应该说说有些什么感想!"
那人始终没说一句话，可想而知：他那顿饭是吃得非常别扭的。
十月底，试压工作顺利地通过了唐古拉山。这时洪司令员赶到唐古拉山，对包楚忠说："小包呀，我以前说的话不能算数了。国家要求管线必须在年底试通油，我们要突击完成收尾工程，你还得坚持把试压工作搞到拉萨。只好先让毛玲一个人回老家了，她的思想工作由我去做。"
司令员亲自打电话给医院，安排毛玲回家的事。这下可苦了毛玲，她等了丈夫半年多，现在还得只身一人回家。更要命的是，离临产只剩下十来天了。当她匆匆忙忙地赶回家的第五天，孩子就出生了，家里人说："你没把娃娃生在火车上就够好了!"
年底，包楚忠完成任务，到了拉萨。
这时候，他们丈量出来的管线的总长度为一千零八十公里，比设计图纸上的数字多了四公里。包楚忠脸上浮现出一种抑制不住的笑容，同时他也感到浑身乏力，头也昏昏沉沉的……
采访结束前，我问他："现在身体弄成这个样子，你打算怎么办?"
他望望我，仿佛没有考虑就回答说：
"怎么办，我也说不清楚。在高原上工作的，哪个人身上不带着几种病?我才四十岁。"
是的，他的病是气候恶劣、严重缺氧的青藏线对他的必然馈赠。他呢，还必须以忍耐的精神给这条线继续奉献。他已经在雪线上走了十八年了!
我想起了一首似诗不是诗、像歌不是歌的顺口溜，悲悲凄凄，朦朦胧胧，怪揪人心的：
"一言难尽，二目无神，三餐不思，四肢无力，五脏翻腾，六神无主，七上八下，久久难眠，十分难受。"
高山反应就是这种滋味，每一个青藏线人都尝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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