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遗产

作者：刘心武

　　香港仔位于港岛背后，以前有朋友请我到那里的宫殿式的“珍宝舫”去吃过海鲜。没想到那边的山麓还有个华人永远坟场。坟场的好位置是些望族圈起的几代人的墓葬。其余的坟头墓石杂错得令人眼花。在小思女士指引下，沿弯曲石阶，登到半山腰，见到了蔡元培先贤墓。
　　按我的想法，蔡先生的墓，该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那湖畔是不拒墓葬的，一位美国记者的墓就郑重地安置在那里。但蔡先贤的墓却远在香港。我2006年7月看到的青黑色镌字碑，朴素无华，但还算庄严。大字刻出“蔡孑民先生之墓”，小字则是“蔡孑民先生墓表”，细读碑文，才知系1978年北京大学的香港、台湾同学会重建勒石。看到一张那以前的照片，简陋的白石墓碑，上面只有标出墓主的七个红字而已。不过蔡先贤1937年避战乱旅居香港，1940年3月10日在港病逝时，全港学校及商店下半旗志哀。后来在南华体育场举行公祭，有上万香港市民参加。那时香港乃英国殖民地，官方当然不会下通知乃至提供方便，下半旗及涌向公祭场所完全是自愿自发的。这说明起码在那个时候，这些人就是一般的世俗男女，亦知道蔡先生是个圣贤，他的书可能没读过，他的人格力量却是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的。
　　中国传统文化人的写作，除了直接诉诸笔墨的写作外，还有行为写作。蔡先贤遗留给我们后人的文化遗产里，其行为写作部分的价值，更大于他的文字写作。1917年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那“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不仅有文字可考，更有说不尽的实践例证。他是《红楼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他通过索隐，想证明曹雪芹撰《石头记》的目的，是悼明之亡、揭清之失，这在当时的文化语境里，是与民族振兴民主革命的进步潮流相融通的。尽管后来胡适通过考证，揭示出《红楼梦》的写实本质，认同者趋多，而他以为曹雪芹的文本里多是影射的索隐研究，认同者变得越来越少，但这并不等于说他的研究就一无是处了。那种认定“红学”发展就只能是考证否定索隐，思想性艺术性研究否定“烦琐考证”……的线性发展模式，我以为是一种僵化思维。其实各种研究方式、角度、侧重都应该让其有自由发挥的空间，在争鸣中去消长其认同的多寡，而不能由自命绝对正确的“权威”去裁决宣判。当然，蔡先贤在学术上的建树，也是“学术行为”或者说“学术襟怀”，比其具体的学术著作更具价值。我在自己的《揭秘〈红楼梦〉》讲座和著作里，引用了蔡先贤“多歧为贵，不取苟同”的学术宣言，其实他不仅这样说，更身体力行，把这一精神贯穿在其一生的文化活动中。
　　胡适深受蔡元培器重，两人学术见解分驰但友情常在。胡适1948年从北平东单旷地匆忙登机飞台，随身只带两部书，其中一部是甲戌本《石头记》，可见视为珍宝。但他此前慷慨地将此宝书邮寄借给了当时还没有出道的青年人周汝昌，周和其兄未经他同意就录了个副本，他知道后不但不生气，还认为是应该的，周是在气氛已经万分紧张的情况下，才把书还到胡宅的。如今周汝昌已被国内外许多人视为“红学”泰斗，但他为了鼓励我的研究，近年来以仅一只眼0.01的视力，亲笔给我写来数十封信，提供独家资料供我参考。老一辈文化人看重文字写作更看重行为写作，这种文化行为也就是一种文化品格，这种品格实在应该代代相传！（北京晚报2006-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