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佑至
　　一幅成功的油画《开国大典》
　　1952年，浙江绍兴人董希文38岁，接到的任务是创作油画《开国大典》。成画之初，《开国大典》广受好评，不仅出现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上，还被印成年画，加上其他各种复制品和印刷品的四处流传，以致于一提到开国大典，许多30岁以上的中国人眼前就会出现这个画面：
　　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双手展卷，对着四个落地的扩音器致辞，六个副主席在他身后站成一排，朱德和刘少奇站在最右边，接下来是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李济深站在宋庆龄的左侧，他的左侧站着白须飘飘的张澜，最靠边的是高岗。周恩来站在朱德的身后。天安门城楼下是招展的红旗和密密麻麻站成方块状的人群。
　　毛泽东是画面中当仁不让的主体，这一点毋须考虑，董希文要做的是怎样突出致辞者的形象。显然，技术上的难题并没有难倒充满激情的画家。在同行的提醒下，董希文略施手段，让毛泽东看上去比实际要高一些，又将他和其他人拉开了距离。毛泽东的同志和盟友在画面的左后方挤成一团，这样就给表现毛的伟岸形象腾出了更大的空间。所以，在最后呈现出来的画面上，局促的空间让城楼上的其他人的形体显得拘谨，唯独身材高大的毛泽东动作舒展、潇洒而自如。
　　不仅如此，城楼上的人群站在在屋顶投下的阴影中，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是例外。他头顶只有一盏巨大的红色宫灯，宫灯底部的黄色的流苏被南风吹得向后飘去，蓝天上漂浮着白云，和红色的宫灯与立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就独自置身在这明亮的天地之间。
　　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梁思成受邀来评估这幅画。他发现毛泽东的左侧有四根立柱，而右侧一根立柱都没有。为了给他更多的空间，并且毫无疑问地置身于画面的焦点位置，画家不得不冒着让城楼垮塌的风险。
　　梁思成立刻指出，“画面右方有一根柱子没有画上去”。但他并非如此不识风情，所以接着指出，“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
　　照片和电影记录下来的情景和开国大典的油画有很大的区别。在电影中，所有人都拥挤在一起，即便是毛致辞的时候，仍然走来走去，这从周恩来的位置上就可以看出端倪。他本来站在毛泽东的右侧，也即靠近摄影机位的一端，就在毛泽东用湖南话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时候，周总理悄没声息地移动到了毛主席的左侧，也即远离摄影机的一端。
　　毛泽东心目中开国大典的价值
　　1946年内战开始的时候，像周恩来这样的中共高级领导人向外宣称，中共和国民党之间的斗争可能要持续20年，共产党人才能取得最后胜利；而即便到1948年春天，华北胜局已定的时候，毛泽东还预计，要取得全国胜利尚需三年时间。对手的崩溃的速度之快令胜利者也感到意外。
　　从1945年开始，尽管和平谈判断断续续进行了两年多，和平却很少真正被那些务实的政治人物寄予希望。如果没有忘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那个“挤柠檬”的著名预言，就可以知道，第二次国共合作同样存在一个逻辑上的矛盾。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使命使它无法止步于联合政府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它需要的是一场解决所有权、阶级和人类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状况的社会革命。政治上的妥协——最好的结果是同国民党和平竞争执政权力——就是背叛革命，这种妥协最终将动摇共产党的存在根基。
　　四十年代后期，苏联和美国的竞争已经公开化，这也加剧了国内冲突的严重程度。尽管苏联对中共的战斗力不无怀疑，而美国政府又对国民党治下的腐败和低效感到沮丧，但它们对中国的影响力仍然使得1946年到1949年的战争具有更广阔的背景。这场战争为上半个20世纪划上了句号，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制度和思想竞争的时代。这个时代既激动人心又代价惨重，直到1992年苏联解体，世界气氛才渐渐归于平淡，但竞争本身至今没有告终。
　　正是因为深深了解正在进行的革命的性质，以及这场革命在人类历史上可能引起的后果，董希文的油画得到毛泽东的热烈赞赏，他说这幅画所传达的的确“是大国，是中国”。《开国大典》这位主要的模特认为，“我们的画拿到国际上去，别人是比不过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
　　一个有独特民族性格的大国，就是毛泽东心目中开国大典的价值所在。正如1958年竣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暗示的那样，1840年以来的中国革命，其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独立、统一和现代的国家。“人民英雄们”的努力在1949年终于取得了部分成功。
　　《开国大典》的画面安排并没有让毛泽东显得孤独，相反，所有的负面联想都被革命领袖的威仪覆盖掉了。这一点深深地契合了1949年10月1日的群众心理和天安门城楼前的现场气氛。毛泽东宣布新的国家政权已经成立的消息时，城楼底下传来的口号之一是“毛主席万岁”，而毛泽东则对着呼喊他万岁的人群呼喊“同志们万岁”和“人民万岁”。毫无疑问，他已经成了革命和新政权的双重象征。
　　毛泽东又亲自确定在典礼上施放28响礼炮。这个数字代表了中共成立到取得全国政权的28年历史。毛本人不太可能忘记，早在1931年，江西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时候，也举行过庆祝中央政府成立的典礼，他出任政府主席，同样组织了阅兵。为了防止南京的飞机轰炸，缺乏防空力量的苏维埃政府实践了他的游击战术，庆典现场没有设在苏维埃政权的首都瑞金城内，而是运动到了城外的空旷地带。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共产党用武力统一了中国，又有什么比展示武装更能抒发胜利者的心情呢？除了象征性地发射火炮，新组建的空军派出17架飞机参加了当天的阅兵，海军则列队从天安门城楼前通过，足以说明中共不再是一支内陆的地方武装。军队领导人朱德检阅了武装部队的阅兵式，接着回到城楼上，发布了继续追击国民党军队的命令。

快速胜利出乎所有人意外
　　内战之初，中共高级领导人对形势的判断来自多年的军事和政治经验，在所有的可能性中，一场长期的、类似于1927-1937年的战争最有可能出现。
　　战争实力对比不利于中共。国民党的总兵力为430万，包括美国训练和装备的50万精锐部队，统治者区域达到730万平方公里，其中生活着3.39亿以上人口。而中共的总兵力只有127万，装备主要是步兵武器；尽管控制着面积约230万平方公里的解放区（其中生活着1.36亿人口），但直到辽沈战役结束之后，才拥有一个区域广阔而且背靠苏联的根据地。
　　但只经过3年战争，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实力就完全颠倒了。只有100多万部队逃到台湾，中共掌握的兵力则超过400万。战争进程很快。几乎没有一支反政府武装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击垮政府军。到了1948年下半年，崩溃的局面达到了“摧枯拉朽”的程度；一边倒的局势不仅使当事人感到意外，现在60年过去了，历史学家仍然也没有就其中的原因达成共识。
　　很少有一种单一的线索能够解释全部事实，包括大陆官方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角度提出的“土地革命推动了战争进程”的说法。国民党的溃败能够在失败的经济政策中找到理由，但即便历史趋势能够符合经济决定论的假设，信服这一学说的学者也无法解释战争的时间因素，也即战争耗时长短的问题。
　　的确，国民党占据了城市，而共产党握有乡村，一旦解放军禁止向城市输出物资，城市的生活就岌岌可危，但典型的“农村包围城市”是战争后期才出现的景象。早在1946，年当杜聿明的部队将林彪的部队从四平和长春驱赶到松花江北岸的时候，李富春和黄克诚还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反对全面对抗国民党。报告认为，苏联在二战中受到重创，无力向中共提供有力的军事援助，而国民党有了美国的援助，会变得更加强大。这份报告代表了中共高级干部中的普遍看法，但毛泽东最终否定了报告中的观点。他认为，南京政府被沉重的经济、行政和军事责任所拖累，将难以长期支撑长期的内战。
　　近年来，影视编剧开始争先恐后地从内战中吸取灵感。他们提出一个又一个可能性，试图给历史一个通俗易懂的动因，其中不乏带有神秘色彩的天命学说，当然，更常见和更深入人心的解释是，少数神通广大的间谍决定了战争的走向。碟报剧的商业价值可以为这种观念的流行程度作证。
　　战争初期对东北的争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按照雅尔塔会议的决定，苏联在欧战结束后90天内对日作战，作为交换，它将在战后控制旅顺、大连和东北的铁路交通。为了防止苏联将东北转交给中共，中国政府于1945年8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东北主权应由苏军交予国民政府。
　　为了帮助国民党接收东北的主权，9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华北登陆，协助南京政府向东北运兵，引起了苏联怀疑。后者担心，美国的势力将随着南京的军队进入东北，从之破坏它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作为对抗的措施之一，苏联阻碍和拖延了政府军的接收步伐。趁此机会，中共就近将成千上万的资深干部派往东北。十万人的军队日夜兼程，为了加快速度，有些部队连武器都没有带。
　　1946年，抵达东北的中共军队在林彪的指挥下，开始武力抵制南京的接管行动。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1946年的四平之战是国共命运的杠杆。四平是长春的门户，而长春是中共想象中的东北根据地的首都。1946年中期，争夺的四平的战斗打响，阵地战持续了一个月时间，双方都损失惨重。
　　在美军装备的新一军和新六军的压迫下，林彪放弃了四平，接着放弃长春，一路度过松花江，向北方撤退。杜聿明将军指挥的军队抵达松花江南岸，直逼哈尔滨，在那里和林彪隔河相望。
　　这些活动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行动，包括美国和国内民主人士的调停。受美国总统杜鲁门委托，马歇尔前来中国，他以美国的援助为条件，要求蒋介石停止东北的军事行动，与中共进行政治谈判。6月6日，国共双方签署了第二次停战协定。但只过了20天，停战协定刚刚失效，战争就在中原地带再次打响了。
　　几个月后，连最具信心的和平爱好者也表示了绝望。10月10日，梁漱溟前往上海，劝说周恩来重开谈判，11日他乘坐夜车返回南京，次日早晨的报纸报道说，国军攻占了张家口。那里是延安的北方门户。梁漱溟黯然地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去。
　　国民党的政治改革为何失败
　　另一些历史学者沉湎于探讨历史的其他可能性。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国民党的政治改革为什么没有成功。
　　随着日本投降，人们普遍看到了国共矛盾升级的风险，政治谈判随即展开。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包括有9个社会团体和社会贤达共计38人，决心调解国共之间的党争，完成国家统一，最终建立一个代议制的民主政府。但如果政治上的改革必须以和平为前提，国民党的政改时间表（军政-训政-宪政）就永远没有机会实施，因为和平的价值既不被国民党、也不能被它主要的政治对手所认可。东北的战事很快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使得政治改革失去了基础。
　　在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曾经签订过两次停战协定，尽管后来人们觉得，当年的谈判的唯一目的似乎仅限于为军事行动争取时间，但对当时的人来说，渴望和平的情绪却无疑是真诚的。
　　民主党派、无党派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持续不断地批评政府专制，对内战的厌恶和对民主的梦想，普遍地催生了政治革新的情绪，使南京政府进退两难。它无法在一夜之间完成宪政转型，军事形势也不允许它这样做，但如果不进行宪政改革，南京就无法与延安的政治影响相抗衡。
　　蒋介石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道路。1947到1948年，战争、谈判和政治改革同时进行。1947年4月，政府宣布根据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进行改组，11月进行了第一节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第二年3月召开的行宪国民大会，进行了差额投票选举。蒋介石被选举为首届中华民国总统。
　　知识界的领袖人物如胡适高度评价这些改革活动，但中共和民盟拒绝承认政府改组和大选的合法性。从实际效果上说，政治改革也没有改变一般民众对国民党的观感。国统区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战争使得恢复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前景遥遥无期，人们生计维艰，专制和腐败因此更加难以忍受。这种情景最终透支和拖垮了蒋介石与南京政府在抗战八年中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权威。
　　1948年，为了挽救趋于崩溃的经济，南京政府进行了货币改革，但结果适得其反；国统区物价飞涨，城市里到处都是提着成堆的纸币“追赶物价的人”。人民一旦对政府的改革感到绝望，就会反过来渴望它早日崩溃。谁来填补权力的空缺并不重要，普通人心里有一种疯狂的情绪，认为不管什么秩序，即使是没有秩序，也要比现行的秩序要好。这种绝望情绪一旦传到战争前线，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就崩溃了。
　　政治改革的后果如下。中华民国的法统随国民党政府南迁至台湾，那里至今仍然沿用1947年的《中华民国宪法》，并且从1996年开始进行总统直选。
　　1949年10月1日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央政府，其权力来源于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这个脱胎于1945年而有所革新的政治机制，是大陆当时的最高权力机关。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才通过了第一部宪法。根据这部宪法，毛泽东和刘少奇先后担任国家主席，直至1975年的宪法废除这一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