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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征分析党内民主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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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内民主，随着时代的发展，党的任务不断发生变化，党内民主也在不断补充新的内容，它是具体的和历史的。而党内民主的价值取向是始终如一的，“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内民主是以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实现党的根本宗旨，推进党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为目标。它与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在目标层面上是一致的。
关键词：长征；党内民主；价值取向；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项奇迹，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创举，是我们党和我们的红军战士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的最壮丽的篇章，是中国人民不畏艰难困苦，顽强奋战精神的象征。正如毛泽东所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今天，我们党正处在带领全体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历史关头，转型时期的中国必然面临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的挑战，在这些挑战面前，我们党必须充分发扬民主，调动全体党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提高党自身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 在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回顾红军长征的整个历程，从长征中党内民主发展的视角分析党内民主的价值取向，我们是可以得到许多启示的。本文试图从遵义会议和红一、二、四方面军的两次会师这段历程，对党内民主的价值取向加以分析。
一、 遵义会议开创党内民主之先河
㈠ 湘江战役的失败引起全党和全军层面对党内民主的反思
1934年发生在广西境内的香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战役。在这次战役中红军连续7个昼夜的浴血奋战，以损失数万人的代价，强度湘江，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聚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区域的罪恶企图。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出发时的8.6万人，到突破湘江后锐减到3万多人，“左”倾错误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巨大灾难，引起了全党全军对“左”倾路线的军事指挥产生了怀疑和不满甚至抵制情绪，是盲目服从错误路线的领导，还是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自己正确的判断，敢讲真话，这个问题第一次摆到了我们党和军队面前，它客观上要求全党和全军认真思考。
㈡ 党和红军高层中的民主讨论
党内民主是要使广大党员敢讲真话，敢抒己见，畅所欲言，而不是一团和气，进而变成“一言堂”，以至于党内部不允许任何不同声音的存在。
当时，随着局势的不断恶化，党和红军的高层表现出较强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高层内部也出现不同的声音。时任第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同志愤慨的说：“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 他批评李德等人“把革命当儿戏，真是胡闹！”⑴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同志，在长期的革命实践比较中，也认识到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性，在用兵问题上曾与李德进行激烈的争辩，甚至有时直接用英语驳斥他。留守中央苏区的陈毅同志看到红军战士的不断伤亡，悲愤的说到：“走死，饿死和战死的味道完全不一样,与其走死，拖死,不如战死。” 时任第五军团参谋长的刘伯承同志在他的《回顾长征》一文中深刻指出：“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第四次反‘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项点。”⑵
王稼祥同志后来回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我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亲眼目睹王明这条错误路线所造成的恶果，普遍不满。在长征到达遵义城之前，毛泽东同志身体欠佳，我也在第四次反‘围剿’时，在宜黄胜利后负了伤，同坐了担架。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泽东同志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支持毛泽东同志的决心。” ⑶正是由于他们强烈意识到必须停止执行“左”倾错误路线,必须更换中央领导人,必须回到毛泽东同志所执行的正确路线上来,才最终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即使在“左”倾领导仍然占据中央领导地位和自身正遭受错误路线排挤打击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凭着对共产主义事业无比忠诚的信念,以大无畏的政治勇气广泛开展民主讨论，并同“左”倾错误路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㈢ 遵义会议酝酿过程本身就是党内民主发展的结果
党内民主不是将某个人的意志强加去他人，而是要通过有理论，有条理的说服讲解，从而获得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通过民主途径实现目的。
遵义会议的召开有一个酝酿和准备的过程。同时还与毛泽东同志的坚持正确主张，耐心帮助说法错误同志的做法分不开。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逐渐得到多数同志的拥护。占领遵义前，王稼祥就最早提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倡议，并得到张闻天的支持。周恩来和朱德历来尊重毛泽东，在临时中央排斥打击毛泽东时，他们并未改变对他的态度，这次也毫不犹豫地支持王稼祥的意见。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对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本来是持消极态度的。他认为已经开过通道、黎平、候场三个会议，不需要再开什么会议了。可是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坚持要开，他也只得同意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是在这种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形势下，完成了遵义会议的酝酿和准备工作。⑷
㈣.遵义会议真切体现了党内民主就是党的生命
1.遵义会议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采取了合理科学的态度进行总结，这种通过说理分清是非的方法，成为后来党内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严格遵守的重要原则。后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提出“必须实事求是，以事实为依据，允许本人申辩；必须将真理，不讲面子；必须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严肃性、尖锐性同科学性结合起来”，就是这个原则的具体体现。
会上，博古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当时所推行的王明“左”倾路线所造成的严重危害，特别是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在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的严重错误，还缺乏应有的认识，不承认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他和李德的独断专行，在军事指挥上犯了原则错误，并为自己的错误多方辩解。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了副报告，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⑸毛泽东在会上也作了重要发言，集中体现在当时要迫切解决的军事问题上。他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观点。他指出，正是由于在军事上执行“左”顿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了在长征中的重大牺牲。毛泽东的发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向想法和正确意见，受到与会的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
2.民主集中制是党内民主的组织体现和保证，遵义会议的成功正是在民主基础上进行集中的结果，为党内民主的实现创造了条件。
王稼样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批评了李德和博古在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拥护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张闻天在会上作了与博古报告相对立的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他完全赞成把军事指挥权交给毛泽东，并说，只有毛泽东才能领导红军，扭转危险局面。朱德发言批评了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毛泽东，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同志。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⑹周思来也发言坚决支持毛泽东对“左”倾军家路线错误的批判，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会上，陈云、刘少奇、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等都先后发言，批评错误的军事领导，并都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会上，只有博古和凯丰持相反意见。凯丰指责毛泽东，“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⑺ 会议后期，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决议)。决议明确指出，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指挥红军取得多次反“围剿”胜利的高度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决议还指出，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的领导方式。
3.民主集中制要求实现党的集体领导，坚决反对“家长制”，反对个人专断，遵义会议正是从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
会议改组了党和军队的领导，选举了党和红军的集体领导班子。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不久，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了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负责全权指挥军事，有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和周恩来负责军事，这一改组，真正确立了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制相结合的领导制度，大大发扬了党内民主，使党内生活走上了正常化轨道。邓小平曾有过一段话：“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重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⑻这也说明了遵义会议作为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开端和典范，它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正是由于遵义会议的重大转折意义，在危急时候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
二、 长征中的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两次会师期间的党内民主 （1935年6月——1936年7月）
㈠ 中央与张国焘在军事领导权问题上的讨论与张国焘的退让，党内民主必须服从于并服务于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党内民主要着眼于党和国家的利益，着眼于人民的利益，而不是某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从目标层面上说，党内民主的价值取向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一执政理念相一致。
1935年6月，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党中央根据对形势的分析，指出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方向是向东，向北发展，在川陕甘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而张国焘却提出集中主力向西进的退却方针。为了统一思想，中央政治局在懋功的两河口召开了会议。经过反复耐心说明，由于多数人主张向北发展，张国焘不得不表示赞成。然而当他一回到营地，他又继续反对北上方针，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未解决”，拖延红四方面军的行动，甚至一再要挟党中央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领导，并策动陈昌浩出面，要求党中央委任张国焘为军委主席。党中失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为了争取张国焘早日改正错误，回到党的正确轨道上来，于7月18日任命他为红军总政委。7贝21日，中央在芦花召开会议，对张国焘进行批评教育，张国焘才不得不同意四方面军主力向毛儿盖地区集中。
⑵张国焘南下后，中央及共产国际对张国焘的态度，党内问题力求通过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不轻易以牺牲党的团结统一为代价。
1935年9月12日，针对张国焘南下的行动，中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毛泽东等一些领导同志根据当时的情况，依旧希望通过教育批评等争取他。毛泽东指出，“我们与张国焘的斗争,目前还只是党内的斗争,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一定要现在就作。因为它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红四方面军干部,也关系到红一方面军在他那里的很多干部的安全。”张闻天也认为不应作组织处理,只要还有一线可能,我们还要争取他"。⑼在获悉张国焘成立伪中央后,对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中央政治局在1936年1月作出了《关于在党内公布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中央电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一切反党的非法组织。但为缓和矛盾,顾全大局，在党的组织关系上仍采取变通办法。张闻天1月24日发电提出,四方面军方面的党组织可以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与此间(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支持北上方针，以“国际代表”身份的林育英给张国焘法发去了《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路线,张国焘处可成立西南局》的电报，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活动宣告破产。共产国际队中央的支持战胜张国焘分裂活动的重要外部条件。
⑶刘伯承和朱德对党内民主的态度，党内民主不能偏离党性原则，不是片面地追求所谓的“领导艺术”，更不是变相的为官之道，处事之策，愚守“多栽花，少栽刺”的信条，党内民主要求敢讲真话，敢抒己见，畅所欲言。
在张国焘大搞分裂活动的图谋时，红四方面军中的刘伯承和朱德为首的代表着正确路线的力量，没有屈服于张国焘的威逼，坚持党内民主的原则，始终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势力进行不懈的斗争。在阿坝、格尔登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朱刘二人同张国焘及其追随者进行了面对面的交锋。朱德在会上一再说: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南下是没有出路的。⑽.刘伯承也反复说明,北上是上前线抗日,从全国的形式来看,这样做很有利,怎能说是逃跑?如果南下,一定会遇到许多麻烦,弄不好会自投罗网,最后还得北上。⑾ 1935年10月,张国焘在卓木堡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朱德说 ：“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无论发生多大的事情，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⑿
⑷ 二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党内民主的体现，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使党充满生机和活力，团结统一是党内民主的精髓所在。
1936年7月2日，红二，六军团组成的第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两军在甘孜会师，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和朱德刘伯承交流，并于张国焘进行了沟通。一见面，朱德就意味深长地说：“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在毛主席那里！”⒀在会师宴会上，张国焘举杯祝酒：“今天是正式会师之日，我建议在座的同志，为我们两大主力会师甘孜而干杯！”任弼时站起来举杯说，“我建议为我们党的钢铁般的团结，为党的神圣事业而干杯！”因为团结统一是党内民主的精髓所在。宴会当晚，任弼时和朱德深夜长谈，对于当时存在的党内斗争的情况进行细谈，并研究对策。在7月初召开的甘孜会议上，他们又对张国焘进行严厉的批评和教育。会后，又多次找张国焘谈话，对他的态度既严肃又和善，十分耐心。朱德在深受张国焘迫害的情况下，依然以革命家的心胸对其进行争取和帮助。另外，任弼时还在四方面军中广泛与领导干部谈话，宣传团结统一的重要性，宣传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利用有利时机，迅速北上，为之后的建立西北抗日根据地，促进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 明确党内民主价值取向的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内民主，回顾长征历程，这段辉煌而又艰辛的历史第一次明确告诉我们党内民主的极端重要性，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从长征的视角可以看出，党内民主的价值取向更多的在于精神层面，它不随某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变化而变化，取而代之的是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是整个党的前途命运，它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有着相同的目标追求。党内民主的价值取向在于加强和促进党的组织建设，在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历史告诉我们，只有明确党内民主的价值取向，坚持党内民主，我们党才能在逆境中生存和发展，以史鉴今，随着时代的发展，党内民主的内容不断得到充实，但只有坚定其价值取向，坚持党内民主，我们党才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不断增强党的活力和党的团结，提升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进而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和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刘思思
[参考文献]
⑴《红军长征过广西》 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第403页
⑵《星火燎原》选编之三 刘伯承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 1981年11月1日版 第4页
⑶《人民日报》1979年12月27日第二版 王稼祥《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⑷《铁流两万五千里——红军长征史话》璞玉霍 徐爽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年8月第1版 第44页
⑸《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153页
⑹《生死攸关的转折》伍修权 载《星火燎原》丛刊1982年第一期
⑺《聂荣臻回忆录》（上）聂荣臻 解放军出版社 1984年8月 第248页
⑻《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1994年版 人民出版社 第330页
⑼《张闻天选集》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5.第60-61页
⑽《南下是没有出路》载《红旗飘飘》 余洪远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18-19页.第24辑
⑾.《红军长征在四川》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22页
⑿.《历史的回顾》（中） 徐向前 北京:解放出版社,1985年版 第460页.
⒀《任弼时》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9年1月版 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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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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